创新意义资产:理论基础、战略价值与企业实践

新时代,创新能力已成为企业获得并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命脉所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对创新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功能与效率,而是逐步转向价值与意义。有意义的创新（Meaningful Innovation, MI）作为标志企业创新范式转型的新兴理论开始获得关注。研究基于有意义的创新之范式基础,聚焦创新意义所形成的意义资产（Meaning asset, MA）对于企业战略的重要作用。研究提出,意义资产是企业重要的智力资产,是一种高阶战略资源（Higher-order strategic resource）,其所具有的价值性、稀缺性、不完全模仿性、不可替代性与反思性可以帮助企业获得并保持动态市场中的持续竞争优势（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政府科技投入、区域内产学研协同与创新效率

基于公共物品理论和协同创新理论,推断政府科技投入与区域内产学研协同对创新效率的影响,运用DEA-SBM算法、灰靶理论模型和Tobit模型,利用2009-2017年间的统计数据加以检验。结果显示,政府科技投入抑制了总体创新效率和东、中、西部的区域创新效率;区域内产学研协同对总体的创新效率存在提升效应,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创新效率的提升效应显著,对西部地区创新效率不存在显著影响。据此,结合科技治理理论,本研究提出构建多元化的科技投资主体结构,制定完善的科技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探索多元投资主体协同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区域内部的协同创新,以提升中国各区域创新效率的对策与建议。     

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在中国:演化与未来展望

依据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本文将其划分为引入期、探索期、发展期和新时期四个阶段,跟踪讨论了国家创新体系研究主题的演化。研究表明,国家创新体系国内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演化过程为:由引入期对国家创新体系内涵与功能的初探到探索期对知识经济时代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深入分析,再到发展期强化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研究,直到当前新时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关于创新能力与开放合作的研究。此外结合对主要研究主题的系统回顾与我国推进创新型国家与科技强国建设的需求,本文对国家创新体系未来研究重点议题进行了展望,提出迫切需要加强对满足或实现高效协同、举国体制、开放合作、转型发展、安全可控等特征或要求的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本文的研究为更加全面地了解国家创新体系国内研究的发展脉络和演化进程,把握国内研究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     

政府、创业载体与在孵企业合作绩效的提升路径——基于跨组织协同视角

政府、创业载体与在孵企业的有效协作,对于初创企业发展、政府绩效以及区域创新发展等均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跨组织协同视角,探讨了政府、创业载体与在孵企业之间的协同效应,实证检验了资源、制度以及利益三个维度的协同性对孵化系统合作绩效的影响,及合作意愿对协同性与合作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资源共享程度、利益取向一致性及制度协同程度均有利于政府、创业载体与在孵企业的合作绩效提升,合作意愿对资源协同、利益协同和制度协同与合作绩效的关系具有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为创新创业战略深化与企业可持续成长提供了经验证据与现实参考。     

技术知识与新产品开发优势:战略导向的调节作用

技术知识是我国企业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下参与国际竞争的必备条件,也是企业通过不同战略导向获取新产品开发优势的关键保障。基于257份企业样本数据,检验了技术知识与新产品开发优势双维度间关系,以及企业两种不同战略导向选择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技术知识对新产品开发速度与新产品创新性均有正向作用;市场导向分别正向调节技术知识与新产品开发速度间、新产品创新性间关系,且对前者的正向调节强度更强;技术导向负向调节技术知识与新产品开发速度间关系,但正向调节技术知识与新产品创新性间关系。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减税降费等政策背景下,研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财税〔2015〕119号文件的颁布作为准实验,使用2008-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施行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2）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通过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而实现的;（3）这一政策效果在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竞争程度以及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完善我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建议。     

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创造与获取演化路径研究

企业的合作与竞争行为会影响其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性,从而影响企业的价值创造与获取。本研究将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抽象为一个由技术依赖关系构成的创新网络,利用NK模型揭示隐藏的网络结构特征,分析创新生态系统的价值创造与获取协同耦合演化路径。研究表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依次遵循"初始愿景构建—价值创造与获取交互—创新生态系统漂移"三阶段演进路径。企业通过探索不同领域知识和整合不同领域架构知识,有效实施专利模块化架构战略,有助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更好地实现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协同耦合。本研究旨在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持续发展和基于模块化架构战略管理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     

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增长的模式与效率分析

主动扩大进口是新时期中国外贸政策的重大转变。基于H-K三元边际分析框架,测度了2001-2018年中国对58个主要贸易伙伴高技术产品进口增长的扩展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增长的“投入—产出”机制,并采用三阶段DEA衡量了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增长效率。最后,从制度距离层面考察了影响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增长技术效率的内在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增长主要依赖于种类增长,“价高量低”是当前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增长具有显著的国别间异质性,且其进口增长扩展边际和价格边际的极化现象不容忽视。（2）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增长的效率水平较高,规模效率增长是其技术效率增长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纯技术效率比规模效率更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3）经济制度距离和政治制度距离是影响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增长技术效率的重要内部因素,中国政府需高度重视国家制度及治理体系的建设。     

制度资本能助力高科技企业成长吗?

针对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企业制度资本对高科技企业成长的影响问题,本研究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466家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搜集了样本数据,将企业智力资本作为调节变量,分析了制度资本（正式制度资本和非正式制度资本）、智力资本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正式制度资本与高科技企业成长之间呈现显著的下凸正向关系;非正式制度资本与高科技企业成长之间呈现显著的上凸正向关系;企业智力资本越多,正式制度资本与高科技企业成长构成的增长曲线下凸越明显,而非正式制度与高科技企业成长构成的增长缺陷上凸越明显。相关结论能为中国高科技企业在成长过程中进行战略决策时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中国的真实进步指标(GPI)系统——一种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工具

GDP是目前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和主要指标,但该指标既能不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也不能全面反映社会的进步,更不能反映国民的富裕程度。而GPI(真实进步指标)系统涵盖了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账户,被公认为是检验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较有效的工具。中国GPI研究组建立的中国GPI系统,将有利于透过GDP所表现出来的繁荣的经济景象,检验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以及在经济、社会、资源与生态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实际进步。如果将GPI作为GDP的补充和完善,并作为考察各地业绩的补充指标,将有利于协助各级决策者适时地调整发展战略和措施,逐步达到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