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援疆战略提高了新疆创新能力吗?

科技援疆是国家推进新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自主创新和自我发展，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重大战略举措。本文以科技援疆战略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17年西部大开发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科技援疆战略对新疆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援疆战略对新疆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说明科技援疆战略未能有效提高新疆创新能力；而动态效应分析也表明，科技援疆战略不但未能提高新疆创新能力，反而导致新疆区域创新发展陷入了“政策性陷阱”；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技术效应、配置效应和结构效应在科技援疆战略对新疆创新能力产生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但三大效应未能有效发挥作用从而产生科技援疆创新资源聚集的 “低效率陷阱”、市场配置援疆创新资源的作用不足、享受政策扶持产业企业对政策的依赖、政策扶持使有竞争力的企业被挤出等，是新疆区域创新发展陷入“政策性陷阱”的重要原因。     

社会创新视阈下的知识动员: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社会创新是解决贫困、环境污染、贫富分化加剧等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社会创新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但其成果转化和实践机制更为复杂，需知识生产者和知识使用者的交流与合作生产。知识动员能打通知识主体间的“藩篱”，有效对接知识生产者和知识使用者，改变知识主体间“各自为政”的局面，提升社会创新水平。现有关于知识动员和社会创新的文献呈碎片化，分散在不同的研究领域。研究以2007年-2020年间的224篇文献为样本，系统梳理了知识动员的概念框架、运行机制、演进范式，并基于四螺旋理论，探讨了知识动员与社会创新的关系，构建了社会创新视阈下知识动员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弥合社会创新的理论与实践鸿沟、有效推动社会创新研究成果转化提供理论支撑。研究结果表明，知识动员不同于传统的知识单向转移和线性传播，而是知识生产者和使用者的双向互动与知识的共享。知识动员具有复杂性、回应性、情境性、系统性等特点，是由知识生产者、知识使用者、知识中介以及所在情境等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知识动员包含了生产者拉动、使用者推动、知识交流和知识合作生产四种模式，经历了从线性模型到循环迭代模型的演化发展历程，其运行机制是一个包括研究、传播、利用和影响等阶段在内的循环迭代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公众被纳入社会创新系统，形成了包括政府、大学、企业、公众在内的创新生态系统，不同知识主体不断交流互动，推动知识共同生产，实现价值增盈。     

商业价值导向还是公共价值导向？——对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思考

本文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共创逻辑，指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需要行业数据和公共数据的共同支撑，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需要商业价值和公共价值的共同引领。“力争上游”的发展与“行稳致远”的治理需要协同共进。     

数字化转型下产品与服务创新优先级演化分析———基于海尔智家案例

创新是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厘清解决好产品创新与服务创新的优先级问题有助于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实施的顺利展开，而随着制造企业数字化应用场景的增多程度不断加深，使得两类创新优先级决策愈加困难。借助种群互惠模型解析了构建出两类创新共生演化规律演化模型，分析两类创新共生模式；结合海尔智家2011-2019年实施数字化与服务化转型的纵向案例分析，划分了其数字化转型的阶段，据此揭示解析了不同阶段下两类创新关系特征及动态演化规律。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下两类创新存在着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且优先级变动具有阶段性特征；随着企业主导逻辑的转变，数字化转型经历着由内及外，再到融合，有效加速了两类创新协同发展。研究结果有助于增强对数字化环境下制造企业对两类创新相互关系的理解，为制造企业实施数字化与服务化转型提供理论指导。     

创新认知:西方经典创新理论发展历程

自熊彼特把创新引入经济学，理论界顺应时代发展围绕“创新”主题进行了百余年探究。为了全面系统认知创新内涵及理论发展脉络，依据文献遴选了对国内外创新理论研究有重大影响的50多个西方经典理论。按时间顺序、学科领域和研究主题等三个维度梳理了经典创新理论发展脉络。按照时间维度将其划分为4个阶段：新熊彼特阶段、解构创新领域阶段、创新系统整合阶段和创新生态系统阶段；按照学科领域维度，将创新理论研究分为创新经济学、创新管理学和创新方法论三个主要领域加以综述；按照研究主题维度，重点对增长动力、创新动因、技术演化、产业创新、区域创新、国家创新、国际追赶、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主体和创新管理方法或工具等主题进行归类总结。通过对经典创新理论三维度归纳总结，明晰了创新理论演化的脉络，将对中国创新理论构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区域空间结构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正确识别不同类型空间结构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是促进区域空间结构合理布局、提升区域科技创新实力的重要途径。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创新效率和创新差距两个角度，实证检验了区域空间结构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单中心空间结构有利于创新效率的提升，且主要通过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两种机制发挥作用；多中心空间结构有利于缩小创新差距，且主要通过规模互借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要素流动效应三种影响机制发挥作用；单中心空间结构更适合处于效率驱动阶段的省市，对于创新驱动阶段省市而言，多中心空间结构则更有利于创新高质量发展。     

引才政策、空间溢出与创新提升———基于城市空间异质性的实证

人才引进政策对区域人才资源及其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文章采用2014-2019年中国60个大中城市空间面板数据，通过引才政策工具分类建立评价指标，基于要素流动的空间效应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引才政策及其空间溢出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引才政策与城市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经济发达地区的引才政策空间优于欠发达地区；引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非线性U型空间溢出，推动区域整体创新能力提升。引才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不同城市存在显著差异，人才引进的规模效应对区域创新绩效提升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人才的流动速度与城市创新绩效提升正相关。研究结论对引才政策效果评估、完善地方引才差异化策略和区域人才布局工作具有启示意义。     

政企创新合伙人机制与“城市大脑”建设

以“城市大脑”作为城市运行与治理的基础设施和底层支撑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成功的“城市大脑”建设离不开政府与企业良性互促机制。文章基于对北京市海淀区“城市大脑”建设运营主体的调查，采用嵌入式案例法，分析了政企创新合伙人机制中政企的互补关系、结构逻辑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政企创新合伙人机制中，政府与企业构建了长期的良性互补关系；（2）政企创新合伙人机制是“政府统筹+制度保障+市场化运作”的有机组合体。政府行为转向公共服务功能和统筹规划，生成稀缺制度资源，通过顶级用户决定“城市大脑”建设方向和质量；微观企业则在创新激励兼容的市场化竞争环境下响应政府用户需求，并通过反馈机制影响政府需求方向和质量。政企创新合伙人机制形成了有限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与竞争性市场的有机结合，为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提供了经验依据。     

协同创新如何避免价值共毁？——参与者异质性视角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基于参与者异质性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结合中国情境构建“异质性—社会交换/政府干预—协同创新绩效”分析框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对123个案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①存在4条导致高协同创新绩效的组态；②在协同创新避免价值共毁问题上，高决策权力异质性、高目标异质性与强资源交换、高文化异质性与强资源交换三组条件存在相互替代关系；在强资源交换、强信息交换并存时，参与者单维异质性与政府干预的组合同参与者多维异质性可以相互替代。③政府干预对避免价值共毁的有效性存在特定边界条件，在参与者单维异质性存在的背景下，政府干预有效且必要。研究为协同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管理启示。     

“同归殊途”区域创新发展路径的探索性研究———基于创新系统共生体理论框架的组态分析

区域创新建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落实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在创新系统共生体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刻画区域创新发展现状差异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且采用FSQCA对我国31个省份案例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1）互联网发展（共生基质）与产业集聚（共生网络）是引致区域创新高水平发展的必要条件，共生环境缺乏是导致区域创新非高水平发展的必要条件。（2）区域创新高水平发展的驱动路径分为自发-自主型、 开放-综合型与自发-综合型3类，区域创新非高水平发展的驱动路径有2类，并且与区域创新高水平发展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3）区域创新高水平发展路径中，充分发挥共生网络功能依赖于特定的共生环境。在特定的条件下，共生基质、共生网络与共生环境之间可以通过等效替代实现“同归殊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