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对一些质疑的回答

质疑一：有学者断言，“历史经验证明，重化工业化是各国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回答：工业化的后期阶段经济发展将以重工业的发展为主的所谓“霍夫曼定理”并没有应验。历史数据表明，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国民经济中发展得最快的并不是工业，也不是重工业，而是服务业；而目前一些论者所谓“我国经济发展已经整体上进入重工业化发展阶段”．是一个早已过时的命题。至于工业内部是否在某阶段存在重工业发展快于轻工业发展的情况，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决不能把它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问题混为一谈。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与政府自身改革

支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断型工业化道路的改革措施能否到位，取决于政府自身的改革能否到位。目前我国政府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存在着“越位、错位和不到位”的偏差，各级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又管不好的事，而不少应该由政府管理的事却没有管或没有管好。[编者按]     

和同学们谈谈通货膨胀

今年，国际经济学会第一次在中国召开了大会，各国来的经济学家都对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有极大的兴趣。现在的热点问题很多，我选了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很热门的通货膨胀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简单说，说不清楚。下面我就和同学们谈谈通货膨胀。     

转型期的金融创新和风险分担

中国正处在三大转变的过程中，这给我们带来了多方面的风险。第一，我们正在从农业国转到工业国，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农村的大量人口，面临着很严重的风险。第二，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到以城镇为主的社会。第三，就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掌握权力的官员，有比较大的可能把国有财产变成自己的财富。     

我在改革的年代里

虽然我从事经济学工作有50余年的历史了,但是真正的学术生涯是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终结以后才开始的。我的学术追求是伴随着波澜壮阔的改革脚步而展开的。这本书收集了我从1980—2003年中所写的代表性文章。 中国改革如果从1978年算起,已经进行了25年。和诸多实     

关于中国改革前途的对话

真正的亮点在哪里吴敬琏：今年的经济形势看来的确比去年严峻得多。去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政府从１２月开始依靠自己的动员能力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主要的措施是今年６月以后付诸实施的,这就是１０００亿元国债和１０００亿元银行配套资金,一共２０００亿元。...     

为什么至今仍然问题缠身?

改革已经进行30年,我们的社会存在一些严重的弊病和偏差,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问题在于,这些弊病和偏差从何而来:是来自改革走错了方向。使腐败和掠夺资源的活动猖獗,贫富两极分化?还是来自改革不到位,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以便取利?     

投资效率低是风险根源

是敬琏12月17日表示，中国经济处于“没有温度的高烧”——虽然中国当前的消费物价指数并未出现上涨，但是过量供应的货币转向了资产市场，使得房地产为首的资产市场过热，这是经济过热的一种表现。     

对新兴媒体的期望

中国的经济媒体并不是这些年才出现的新生事物。回想起来,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与中国经济媒体的成长几乎是同步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成立的中国经济学社以及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等学术团体甫一成立．就举办了各种报刊杂志。如刘大钧的《中外经济周刊》、吴景超的《新经济》、陈翰笙与薛暮桥的《中国农村》等等。三十年代的中国不仅是经济学发展的“黄金十年”．也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只是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封杀舆论,经济媒体也随之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