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科学学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可以更坚定我们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科学学研究之路。科学学是一门研究科学和科学活动发展规律及其社会功能的交叉学科。科学学运用自然科学方法,从整体上考察科学的社会功能和地位,揭示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分析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预测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和政策,为科学研究的组织管理提供理论和方法,促进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标准碎片化下的专利战略———基于5G 增强移动宽带技术的研究

文章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对5G增强移动宽带（eMBB）技术专利进行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呈现,研究了该行业的技术竞争态势和领先企业专利战略。研究发现,标准碎片化背景下企业的专利战略发生了战略性变化,亚洲企业普遍选择在技术领域上与美国企业错位竞争。华为、OPPO等中国企业通过差异化和重点突破在5G技术版图中已占据了重要位置,但与高通等相比在技术领域的广度和深度方面仍有不足,IDAC提供了非产品导向专利战略的重要启示。本研究为复杂技术背景下的创新和专利战略提供了建议。     

场域视野下的地球科学自律性维护———以刘东生的科学实践为例

美国政府退出和重新加入《巴黎协定》表明,非理性社会因素一定程度上阻碍地球科学自律性发展,以地学家为中心的地球科学场域能够有效化解外部干扰。地球科学发展过程中涉及的科学因子不断增多、场域结构逐步扩大,作用力关系日益复杂,放大了社会因子的他律性影响。杰出地学家刘东生的科学实践表明,科学精神、科学习性、科学资本和社会生产、国家体制、国际化进程等内外因素能够形成地球科学场域的良性运作机制。地球科学的自身内涵和社会功能日益丰富,维护它的自律性发展有助于准确认识地球系统演化机制,深化人地耦合关系新认知,为实现“碳中和”国家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基础。     

新能源汽车协同创新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2012-2020年京津冀地区新能源汽车产业联合申请专利数为样本,构建京津冀地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协同创新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SNA）对协同创新网络结构进行分析。为进一步分析产业邻近维度、知识邻近维度和地理邻近维度对协同创新网络演化的作用机理,构建二次指派程序（QAP）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并对系数进行非参数检验。研究表明：9年间京津冀新能源汽车产业协同创新网络快速演化,网络密度与网络中心势表明协同创新网络呈现多中心化趋势,子群之间凝聚力较差;三省市协同创新网络核心节点均为“国家电网公司”,多个核心节点在协同创新网络内部占据重要结构洞位置。京津冀三省市不同阶段的不同邻近效应对协同创新网络产生不同影响：产业邻近与地理邻近始终正向影响协同创新网络发展,不同省市不同阶段知识邻近影响的显著程度不同。     

网络权力与创新绩效:基于企业数字化能力视角

选取战略性新兴产业206家企业为研究样本,构建以企业网络权力以及创新绩效为变量、以数字化能力为中介的SEM模型,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下网络权力动态变化影响创新绩效的内在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企业网络权力正向作用于创新绩效,数字化协同能力显著提升创新绩效,且在网络权力及创新绩效间发挥有效中介作用。因此,在数字转型背景下关注核心企业的网络权力有效运用,从而达到企业网络整体竞争力及创新绩效的显著提高。     

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时空分异特征及动态演进

文章采用非径向、规模报酬可变的Super-SBM模型对2005-2019年中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运用全局和局部莫兰指数分析了其时空分异特征,同时进一步探究了其动态跃迁类型及路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波浪形的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的时空差异,高-高（H-H）集聚、低-低（L-L）集聚类型的省份居多,并表现出自东向西逐渐递减的阶梯型分布规律;时空跃迁类型表现出高度的空间稳定性,即时空演变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我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空间分异特征及动态演进规律,进而为推进区域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有益启示。     

数字技术可供性与企业数字创新价值关系研究

新一轮全球制造业格局大调整中,数字技术作为信息技术的高阶迭代,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将解构的数字技术可供性划分为积累可供性和变异可供性,并基于搜索视角探讨其对企业数字创新价值实现的影响机制。通过对894家先进制造业企业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积累可供性对企业数字创新价值强度和价值范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变异可供性对企业数字创新价值强度和范围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一致搜索机制在积累可供性与数字创新价值强度、变异可供性与数字创新价值范围之间都起到了强化作用;而敏捷搜索则强化了变异可供性和数字创新价值范围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对于厘清数字技术可供性、企业数字创新价值实现机理有显著的理论贡献,同时为制造业企业开展数字创新价值实现提供实践启示。     

在孵企业要素特征何以影响创业绩效? ———以创新行为为中介变量

当前国家“双创”战略的实施推动了孵化事业蓬勃发展。然而,实践中在孵企业绩效水平低、成长性不足等问题始终未能有效解决。研究从组织要素理论视角出发,实证分析在孵企业要素特征对创新行为选择及创业绩效的影响作用。结果显示,创新性组织文化、创业型战略导向和柔性组织结构作为在孵企业要素特征,均能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行为的开展及创业绩效提升;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行为均对在孵企业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同时,两种创新行为在在孵企业要素特征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中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据此,分别从加强在孵企业创新性要素特征培育、注重创新行为选择与融合、营造创新创业良好政策氛围方面提出启示性对策。     

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变迁的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

公民科学素质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水平、科学技术传播与普及程度以及社会发展变迁的重要指标,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反映了建国以来这些因素的聚集结果。基于2010-2020年三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数据,构建“年龄—时期—世代”模型,探讨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对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变迁的贡献情况。研究发现,世代效应对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提升具有显著作用,教育事业发展使年轻世代为科学素质整体水平快速提升提供增量;《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的实施推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长足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时期效应;而个体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的也存在显著影响作用,青少年是科学素质提升的关键期,中老年对科学素质提升产生制约性影响。通过解析公民科学素质发展的内在因素和外部因素,进一步加深对科学素质发展规律的认识,有助于探索新时期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