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教育公共政策的纠错机制

不久前,被媒体揭露的浙江"三模三电"加分事件、重庆民族生造假事件等等,引起公众对高考加分、保送生等政策的热议.不可否认,大多数高考加分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对政策实施的效果加以监测和评估并作出调整、完善乃至终结.一个系统如果丧失了自我疗伤、自我纠错的机制,便只能永远带病运行下去,其后果必然导致大面积的变质异化,彻底破坏制度的公平性和公信力.     

变革的力量

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制订和通过,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的目标和任务逐渐清晰。但是,许多人心中仍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真的能改吗？     

治理教育乱收费措施必须具体化

日前,教育部出台十招治理教育乱收费,但社会舆论普遍不看好,因为这种靠发文、表态治理教育痼疾的功效早已被实践证明,谁也不会当真。比以往许多空洞的宣示要好的是,此次提出了＂3至5年＂治理择校乱收费的目标。但是,这样的目标也并不是第一次提出,例如2006年教育部在成都召开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会,就提出过力争用3到5年的时间使学校差距明显减少,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现象大大减少,教育乱收费现象得到有效治理,义务教育阶段“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得到解决的目标。     

今天仍需提倡“生活教育”

前些天参加江苏省江阴教育与人才高峰论坛,深感应试教育的存在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其中之一,是由于传统的教育文化、教育哲学没有真正更新和转换。考试至上、智育至上的应试教育,其理论基础是学科中心、知识本位的。而按照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现代教育应当是“学生中心”的,是生活本位和能力本位的,学校应当围绕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而不仅仅是学科知识——组织教学。     

读经之辨:回到常识和现实

近年来主要由民间力量和自由知识分子推动的新一轮“传统文化热”,与1980年代学术界的文化热很不相同,无论各地开展的少儿诵读经典活动,北京的一耽学堂以及一些民办学校、农村新兴私塾等,都致力于行动和实践,探索在当前环境下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可行之路。比较而言,媒体上学者对读经的论辩仍胶着于义理、概念,陈义极高,立论极深,却显现出与社会现实的反差和疏离。     

语文能力：一直是个问题

语文教育的功能,重要的不是培养多少作家,而是“把普通民众的写作水平提高到可以胜任一项工作的程度。”有媒体报道,日前教育部要求高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多家学校已把语文课列为必修必选课。此后,教育部澄清,这并非决定而只是倡议,旨在强化母语意识,深化大学语文教学改革。     

高考改革为什么这么难

7月18日,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公布了《我国高考制度改革方案》。该方案是目前公开亮相的第一份具有完整框架的高考改革方案。方案的基本原则,是保证教育公平;改变以分数作为惟一的评价标准;扩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和学生的选择权等。具体的建议包括:     

以陶为师话行知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陶行知是一座令人景仰的高峰。尽管由于“左”的路线,50年前对他的错误批判,使他从社会的视野中消失了,但浮云毕竟不挡青山。1980年代以来,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陶行知又一次焕发出他独特的魅力。他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十分丰富也十分沉重。他当年的思考和批判、建     

农村教育和"为农村的教育"

中国教育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没有农村教育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已经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常识.然而,在现实的教育发展中,对农村教育的认识和举措反差极大.对"义务教育不义务,基础教育不基础"的批评,以及一些农村重新出现私塾,流动人口子弟入学无门等现象,都说明了农村教育现实的困境.     

辨析"教育产业化"

教育产业的理念大致出现在1980年代中期,理论界关于教育产业化的争论已超过10年,反对者主要从教育的公益性出发,在价值层面质疑产业化、市场化的主张;支持者强调教育所具有的产业性质,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教育产业的发展是无可争辩的基本现实。最近,教育部负责人严词否定了“教育产业化”的提法。由于现实教育中的存在着诸多问题,使得相当一部分学生的家长乃至社会舆论对“教育产业化”颇多微词。因此,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弄清“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等观点显得尤为必要。本期刊登的是两位学者对此问题的阐述。相信通过他们的“对话”,大家能从中获得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