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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中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体制在我国虽然已经基本形成,但依旧存在较多问题。政府应建立稳定的教育与产业对话机制,进一步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接受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鼓励行业组织、企业举办职业学校,鼓励委托职业学校进行职工培训。学校应积极搭建校企合作的文化桥梁,重构课堂,创新教学模式,优化教师队伍。未来校企合作应以互利共赢为基础,以协议形式积极开展,构成一个具有新型组织形式的利益实体,在这个实体内,双方具有共同愿景并且采取共同管理的形式,共担风险,最后共享成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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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懿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34(2):45-46
大学生作为社会未来的建设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其创新创业的能力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因此,在当前的人才培养中,关于创新创业的教育也是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从论述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必要性出发,探讨了当前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并进一步从问题出发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教育路径,旨在为当前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提出意见与建议,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促进大学生综合能力和素质的培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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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远距离监督”模式和竞争性经费资助体制的引入,北欧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朝着更注重卓越、效率和问责的方向发展,产出导向的资助以及强化的绩效评估均对传统上强调学术信任的职业生涯系统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前,北欧四国的学术职业在保留其独特性的同时,呈现出生涯路径标准化、学术聘任临时化、学术锦标赛泛化等发展趋势。这充分表明,即便在重视平等和福利保障的北欧语境下,建立在国家、大学与学术人员相互信任基础上的传统契约也在悄然瓦解,并逐步被一种基于预先设定的投入与产出指标的新型权力关系所取代。当前,竞争和问责已经取代平等与信任,成为北欧国家学术生涯系统的关键特征,传统上由学术共同体无条件享有的专业自主向高度分化的、有条件的、基于绩效的自主转变,学术人员是否拥有自主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学术生产力和达成组织目标的能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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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懿 《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23,(6):67-72
建立健全多层次、系统化的课程思政考核体系作为推动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持续化、内涵式发展的有力抓手,是确保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各项措施落地落实、见功见效的关键因素。高职院校课程思政考核应遵循正确的政治导向原则、育人自育相互兼顾原则、自评他评有机结合原则、重在建设过程的原则、知行有机统一原则;在主要内容上围绕育人目标是否正确适当且科学合理、思政元素的挖掘是否充分精准到位、“思政”与“专业”是否做到了有机系统的融合、是否具有较强的时效性与针对性、是否具有较高的达成度与共识性进行具体建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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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术系统内部最核心的激励机制,聘任与晋升机制对教师学术活力和大学竞争力的提升有着重要影响。通过深入比较中国“准聘—长聘制度”与美国“终身教职制度”的实践逻辑,可以发现两者在价值预设、“非升即走”的适用范围、筛选机制及配套支持机制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缺乏资源支持、名额有限、考核标准频繁变动的情况下,全过程竞争、低留任率和高职业压力成为我国高校教师准聘—长聘制度体系的显著特征。究其根源,我国准聘—长聘制度并非是教师群体基于维护学术自由的共同目的自发生成的,而是基于效率导向的行政逻辑自上而下推行的,不同制度行动者和治理机制之间缺乏适度制衡。在市场竞争不充分、行业协会发育不全、契约观念缺乏的情境下,准聘—长聘制度被异化为高校增强人事管制和提升组织效益的工具,而教师的合法权益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乃至“遮蔽”。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和法律理性,应成为我国高校教师聘用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据此,可从设定合理的留任率、构建公开透明且相对稳定的评价标准和以学术为主导的评审程序、完善针对终身轨教师的培育和支持体系以及退出流转机制等方面着手,重构我国高校教师准聘—长聘制的实践逻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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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本质上的全球性决定了学术职业的开放性与学术人员的流动性。在高等教育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和人员流动进一步加速。研究发现,学术流动发生的关键动因在于本国学术职业的稳定性及工作条件、本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开放性、流动经历是否被视为学术聘任标准或获得研究资助的必要条件。在全球化、大学排名和新管理主义等因素的影响下,学术流动逐渐从一种获取知识的手段转变为一种新型绩效标准。尽管流动具有增强劳动力市场活力、加强师生间的交流合作、促进知识生产与创新、拓展专业网络等正向效应,但强制性的流动要求可能会加剧学术人员的焦虑感和不安全感,使其更难平衡工作与生活,并可能诱发结构不平等和空间不平等。鉴于此,我国高校应更理性地看待学术流动的效用和风险,避免将跨国流动经历作为学术评价的刚性标准,进而超越传统上以人员跨境流动等国际化指标增长为目标的外延式国际化发展战略,探索构建内涵更丰富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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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1世纪以来,大学的权威本质变得愈加复杂,学术专业权威和管理权威之间的冲突深刻影响着高等教育治理变革。在传统上重视自主、平等和信任的北欧国家,其高等教育政策亦呈现出向崇尚绩效、竞争、问责的组织化专业主义发展的趋势。在协调方式上,目标导向的绩效协议与竞争性经费机制取代了专业群体默认的职业规范和投入导向的资源分配模式,成为控制大学的新型治理工具。在聘任方式上,临时聘任合同被广泛应用,学术人员与大学之间的信任关系逐渐转向契约关系,稳定的学术职位成为极少数特别优秀且具有较强学术生产力的人才能享受的特权。在评价和规制模式方面,评估、认证等外部规制形式持续强化,传统上由专业共同体内部主导的质量保障逐渐演变为一种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具有强烈问责取向的技术手段。尽管专业主义的组织化能有效提升治理效能,但它所隐含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以及外部控制、效率至上等管理哲学很可能侵蚀作为大学根基的自治、公平、共享等理念。因此,在组织化专业主义背景下,应注重构建自治与控制、信任与问责、质量与绩效之间的动态平衡,形成尊重学术自由和专业自主的“文化共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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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新制度主义理论,本文对美国大学教师评聘的“共识性”标准及其评价实践中的标准分化现象进行解释。研究发现,专业协会通过制定和传播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学术理念和规则,促进了机构的规范性趋同。经费紧缩、问责强化以及大学排名的兴起使得研究导向的评价标准得到广泛应用,进而引发了机构的模仿性趋同。与此同时,历史传统、办学使命和发展目标的差异使得不同类型的大学通过对评价标准进行优先排序以及对具体指标进行差异化赋权,分别形成了各具特色、重点突出的评价标准体系。趋同与分化,构成美国大学教师评聘标准的“一体两面”。借鉴美国大学的经验,我国在深化高校教师分类评价改革的进程中,应进一步扩大和落实高校人事自主权,鼓励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校结合实际校情与本校特色,制定更加多元化与精细化的教师评聘标准体系。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