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考证古代作家生平的犯错问题——以陈铁民二文为例

文章以陈铁民《考证古代作家生平事迹易犯的几种错误》、《再谈考证古代作家生平事迹易犯的几种错误》为例,对其中所涉王维生平研究之具有代表性的错误,择其要者进行了揭示与例说。同时对其产生错误的原因,以及其存在于研究方法上的诸种弊端,也进行了简要评析,以利参考。     

建安七子生平事迹志疑

文学史上的“建安七子”,是东汉末年建安时期的一个著名文学群体。对于这七位文学家的生平事迹,俞绍初《建安七子年谱》曾进行了较系统之考察,有利于对其人其作的全面研究。但其中如关于孔融的生卒年、王粲曾“随军江陵”、徐干等人“预赤壁之役”、“军谯”的具体参与者、孔融与祢衡的交游、徐干著《中论》的时间等之认识,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疑点,现将其进行了重新考察,有利于参考。     

关于王维生平中的几个问题

针对陈铁民《再谈考证古代作家生平事迹易犯的几种错误》一文中所存在的问题,文章从五个方面对其进行了商榷,并从方法的角度对其所产生错误的原因进行了简要述评,有利于研究王维其人其作者参考。     

论元代乐府诗的入乐问题

元代的乐府诗,无论是旧题乐府还是新题乐府,大都是可以配乐而唱的。在＂乐府音节,自宋已失其传,生今之世,无复能辨之者＂的文化背景下,元代乐府诗所具有的这一特点,成为了乐府诗史上的一个奇迹。元代乐府诗所配唱之乐,主要是诗人们（含坊间乐工）创制的＂今曲＂。因而,＂今之曲歌于古,犹古之曲也,古之词歌于今,犹今之词也＂,就成为了当时诗人们的共识。在这种乐府观念的指导下,元代诗人们无论是于乐府诗还是古诗,大都称之为＂歌＂,即认为其都是可配乐而唱的。于是,元代乐府诗可入乐而歌的现实,与盛行于当时的散曲、杂剧、词体艺术等互相融合,从而构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音乐文学王国＂。     

孟浩然诗分类叙论

前人将孟浩然的诗歌细分为七类甚至十类,弊端种种,有失科学。现存的孟诗实际上是由“山水田园”,“交往赠答”与“怀思兴叹”三类构在的。山水田园诗是孟浩然诗歌的代表作,它不仅充分反映了作对大自然的赞美与向往,而且诗人的审美情趣也尽寓其中。交往赠答诗在孟集中数量既多,名篇亦众,所体现的是盛唐时期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亲和关系。怀思兴叹类是诗人真情的一种学反映,具有内容丰富,感情强烈,形象鲜明等特点。     

再谈王维的“亦官亦隐”——与陈铁民商榷

陈铁民《也谈王维与唐人之“亦官亦隐”》一文，无论是谈王维的“亦官亦隐”押或唐人的“亦官亦隐”，都与历史真实不太相符合。无论是唐人现实生活中的“休沐度假”，押或唐人诗中的“吏隐”，都是不能作证王维曾经有过“亦官亦隐”的生活经历的。而王维之所以成为山水田园派诗人的突出代表，也并非如陈文所言是其“亦官亦隐”的结果所导致。     

宋代的诗派及其成因

赵宋一代,共有包括理学诗派在内的11个诗派。由于北宋与南宋表现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而使致这两个时期诗派诞生与形成的原因也就各有所别。北宋立国之初,由于其典章制度、文化学术等方面均与李唐关系密切,因而＂宗唐＂的文学史现实,即催生了活跃于这一时期的诸诗派。而南宋诸诗派,因＂靖康耻＂等时局的重要变化而形成。介入两宋之间的理学诗派,则是因传统儒学一变而为＂道家＂的结果所致。     

宋金元梅花诗探论

梅花以其凌霜傲雪的精神,卓尔不群的品格,独占春先的特性,清雁高雅的韵致,而倍受诗人们所喜爱。梅花诗之于宋金元时期400年的诗坛,不仅在题材的开拓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还以其数量之众多,质量之上乘,而成为了这一时期咏物诗的娇子。宋代是梅花诗创作的高潮期,其600多位作者的近5000首梅花诗,在其诗的王国里前无古人,后少来者,而林逋、苏轼、陆游的梅花诗,则代表着这一时期梅花诗的三座高标。在梅花尚不曾进入“寻常百姓家”的金代,诗人们于梅花诗的创作,也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蒙元一代约2000首左右的梅花诗,所表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多大型连章体组诗,其中最具代表性者为冯子振与释明本的唱和之作《梅花百咏》,而王冕总题为《白梅》的58首咏梅之作,则代表着元代梅花诗的最高成就。     

宋代诗人周紫芝及其诗歌综论

周紫芝以诗寿秦桧父子生日,并非出自其本意,而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作为诗人,周紫芝既宗唐又宗宋,并以杜甫、张籍、王建、张耒等唐宋诗人为主要师法对象。斥"贼去方烧县,兵来复打城",悲"乱离隔中原"中的死者,贺官军"屡捷淮寇",并于送别友人时嘱托其"折冲自可销戈兵,寸地尺天归圣明"等,这是周紫芝诗歌时代精神与时代特征的具体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