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乐府诗的入乐问题

元代的乐府诗,无论是旧题乐府还是新题乐府,大都是可以配乐而唱的。在＂乐府音节,自宋已失其传,生今之世,无复能辨之者＂的文化背景下,元代乐府诗所具有的这一特点,成为了乐府诗史上的一个奇迹。元代乐府诗所配唱之乐,主要是诗人们（含坊间乐工）创制的＂今曲＂。因而,＂今之曲歌于古,犹古之曲也,古之词歌于今,犹今之词也＂,就成为了当时诗人们的共识。在这种乐府观念的指导下,元代诗人们无论是于乐府诗还是古诗,大都称之为＂歌＂,即认为其都是可配乐而唱的。于是,元代乐府诗可入乐而歌的现实,与盛行于当时的散曲、杂剧、词体艺术等互相融合,从而构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音乐文学王国＂。     

李白《静夜思》的翻译与解说

对于诗歌,无论是中国的读者还是日本的读者,他们从古到今,都是十分喜爱的,但对其解释却是多种多样的。从表面上看来,这些解释似乎都大体一致,理解相通,如果细加考究与推敲,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不少的差别。诗尽管不是散文,不同的读者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究竟如何理解才更加切合作品的本意,怎样解释才能更好地为人们所接受,这就应该结合作者的创作动机与当时的环境进行考察和探索。     

《全唐文·作者小传》说略

《全唐文》是清代继《全唐诗》后官修的又一部唐人总集。其间虽有先贤对其小传的舛错先后进行过相应的考订,但还间有不确或错误之处。 笔者不揣冒昧,在完成了《唐人生卒年录》一书后(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焚膏继晷,历春秋三载,终于将《全唐文》的全部作者小传按其次序,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史料复核,计获误者(含考补,上举岑氏《札记》同)为一千三百余人。通过这一复核,可以说是基本摸清了     

辛弃疾词訾议述评

具有“爱国词”、“豪放词”、“英雄词”之称的辛弃疾的词,在属于艺术范畴的词文学世界里,却遭到了自宋迄今的众多词论家的非议。具体为:虽豪放,但只是“长短句之诗”;“稼轩为词论”,过于散文化;盘空硬语,“最不工绮语”;率尔而为,不合格律音韵等;“掉书袋”与“不协律”。对这些非议进行归纳和总结,有助于从另外的角度对辛弃疾其人其词作全面地认识与把握。     

秦观词并非"少故实"--以《千秋岁·水边沙外》为例

李清照在<词论>中批评<淮海词>"少故实"而"乏富贵态",并未中的.文章以秦观的<千秋岁·水边沙外>一词为例,对秦词的用典艺术进行了具体细致的分析与归纳,以管窥豹,有利于对北宋词作整体上的艺术把握.     

再谈王维的“亦官亦隐”——与陈铁民商榷

陈铁民《也谈王维与唐人之“亦官亦隐”》一文，无论是谈王维的“亦官亦隐”押或唐人的“亦官亦隐”，都与历史真实不太相符合。无论是唐人现实生活中的“休沐度假”，押或唐人诗中的“吏隐”，都是不能作证王维曾经有过“亦官亦隐”的生活经历的。而王维之所以成为山水田园派诗人的突出代表，也并非如陈文所言是其“亦官亦隐”的结果所导致。     

关于王维的隐居问题

隐居在王维的生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于王维的隐居实况，历来众说纷纭。其实，王维一生共隐居四次：首隐在开元四年的终南山，嵩山之隐为其第二次，第三次系丁母忧而再隐终南山，晚年则辞职归隐于终南，即其一生一隐嵩山、三隐终南。传统的淇上之隐与开元末之弃官归隐二说，均属子虚乌有，且王维一生也从不曾“亦官亦隐”过。     

孟浩然与李白交游索考

孟浩然是李白最尊崇的盛唐诗人之一。孟浩然与李白二人一生交往四次，其地分别为维扬、长安、襄阳、江夏。李白集中名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写于开元二十五年，二人最后的一次交往期间。     

“前乐府”及其在先秦的创作

“前乐府”是指汉武帝“乃立乐府”之前的先秦乐府诗。现存的“前乐府”,共计为133题163首,按其篇名之所示及其音乐性之特点等,大致可分为“琴曲类”、“古歌类”、“综合类”三类。“前乐府”的作者主要由官吏阶层与普通民众两大群体组成,其中,孔子因创作了15题16首“前乐府”,成为先秦文学史上在诗歌数量上仅次于屈原的一位诗人。“前乐府”虽然题材内容丰富,但却绝少爱情之作。     

论周邦彦与北宋词坛

周邦彦是北宋唯一的一位"集大成"词人.其之"集大成"主要表现为:师法柳永而胜于柳永;继承与超越贺铸等人取唐诗"以为诗词"的技法;吸取并发展秦观"语工而入律"的艺术优长;风格上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而自成特色等.这些"大成"的具体内容,是导致周邦彦清真词成为有宋一代"正宗"词及"词之圣者"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