蚩尤是南中国的英雄祖先──兼论蚩尤族与蛇牛图腾、割体葬仪、战鼓灵力、猎头之风、枫木信仰等的民俗关系

史学界多数采用蚩尤属东夷集群的新说，本文认为应依旧籍定为南苗集群的大酋长．“蚩尤”（）从“虫”．应是南方蛀虫崇拜的体现。最重要的民族学证据是．苗人尊祀耳尤血肉、桎梏所化的“枫”．蚩尤为黄帝“牛鼓”所败，是因为南方民族以铜鼓为神器，为敌人所俘获就可能灭族，何况牛或“雷兽”还是蚩尤的一种化身（蚩尤可能曾被祀为南方的雷神）。这是初民采用所谓“同性相克”或“以毒攻毒”的厌胜巫术的表现。     

“谷神”与“水”的母题——《老子》与《楚辞》的比较神话学研究之一

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道篇》:“浴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呵若存,用之不堇。”通行本和现存河上公本《老子》“浴”都写作“谷”。《帛书》本和古河上本等作“浴”,证明这里的“谷神”主要指溪谷之神。当溪谷注满了生命之水,进入了一种永恒境界之时,它就跟万物的生殖器官“玄牝”(原指女阴)合二为一,成了天地     

运用是最好的引进——读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有感

神话学在中国逐渐、至少是开始成为“显学”。其原因在于,它已经迈出自己狭小的领地,而走向跨学科、跨文化的汇通。美国的神话学大师坎贝尔曾经发狠说:“我可以把大学的课程统通包括在神话学里!”因而被理论家谥为“神话偏执狂”(Mythomania),但他这句狂言却具有象征意义:神话学再也不会、不能、不应局限在“神话”里。这个“大趋势”实际上萌芽于19世纪。那个时候有个思想家说,19世纪有两个伟大的科学成就:一个是进化论,它从“纵”的方向把生命的历史变成有序的结构;另一个便是比较神话学,它在“横”的方向把人类及其文化看做有机能整体。但是神     

枪族世界走马观花

枪炮,对于男孩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小时候,很多男孩都曾拥有漂亮的玩具枪,整天爱不释手。现在我就要领你们到“熟悉”的枪族世界转一转,见识一下真刀真枪。枪,是一种历史悠久、利用火药燃烧后形成的气体能量发射弹头的管形火器,可以打击暴露的有生目标和薄壁装甲目标,是步兵的主要武器,同时也广泛地装备于     

_楚辞_神话地名考_续_

昆仑是我国神话系统里的奥林普斯山,为群帝诸神之所居,是战国秦汉一种宇宙模式理论里天地之象征,是袖珍本的小宇宙.它的初型是我国西北部某一高山(看来祁连山跟昆仑关系最大).以后随着我国幅员的扩大、文化的广披,昆仑的地望有向西移动的趋势,到了秦代,已经用来指新疆之昆仑了(李斯《谏逐客书》“昆山之玉”便指和田美玉).     

对想像力和理性的考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座谈《山海经》研究

《山海经》号称“千古第一奇书”,阅读、研究极难,近期出现了一些探索性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邀请部分作者和专家就此进行座谈。大家认为,《山海经》研究必须是跨文化、超学科和全方位的,其中神话的研究尤其挑战着我们的学识与想像力,既不能纯凭“理性”也不能抛弃“理性”。“神话—政治地理学”的推定符合“祭政合一”时代的特征,目前不失为一种工作假设。对其“文义”、神话形象或传说人物“母型”的考据、图文关系的分析,都很有必要。《古月令图》的假说,尤其新颖可喜。大家还认为,“本土化”或“乡土文化”研究是有意义的,但不能陷入狭隘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而要有“全球化”的眼光和“总体文化”的视野。     

《天问》的宇宙观念——《天问新解》引论之一

屈原的《天问》是一首奇特而玮丽的哲理诗。它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就象一百七十多个理性的闸门,情感的滤箱,任何传统的社会、政治、伦理、历史、神话、传说的事件和观念,都要通过作者批判和怀疑的审查、过滤、筛选、淘汰,才汇成巨流,涌上笔端,著之竹帛,激起浪花,蔚为形象,传流久远,动人心弦,新人耳目,发人深思。它是时代批判的     

屈原赋与“阿特兰提斯”传说

《离骚》诗人第三次神游“指西海以为期”,这西海应是日落之海。但是飞向西极途中诗人却突然看到东升的辉煌烜赫的朝阳,“陟升皇之赫戏兮”,希望像追日并入日的夸父那样飞到太阳里去——有人说这是“太阳诗人”向往复归于图腾。如果西海近在甘青新疆一带,薄暮时决不会有赫戏之升皇(朝阳)的;巴里坤湖、罗布泊与博斯腾湖也不“雄大”得够资     

“太一生水”的神话学研究

湖北葛店出土楚简出现“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图式。“太一生水”不是战国中后期突然冒出来的奇思怪想,《老子》等为它准备了充足的思想或文化的材料。它是有神话或民间本体文化之背景或“基础”的。“太一”相当于道或太极,它的母型是“混沌”、太阳或北极星。作为“天地母”,它是“生”水并通过水生成天地万物。这又以“水生万物”的“水源论”宇宙观为基础。而太阳、太一或天帝,都有控制、衍生雨或水的功能,这也是“太一生水”的另种表达或证明。     

中庸之道与拉弗曲线

中庸之道不是动摇、调和、软弱、折衷主义,也不仅仅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过去我们所批判的“中庸之道”往往正是它所深恶痛绝的东西（例如德之贼的“乡愿”）。它追求关乎大道和日常应用的“平凡真理”的相对正确。它不是革命的理论,但也不是投降的哲学。它也不是绝对的“中”;如果遇事或大难当前,它宁可倾斜于奋斗与反抗,“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但它不是彻底的辩证法,内在的模糊与缺陷容易使它蜕变为软弱、势利和调和主义。它更缺乏定量分析和操作手段。可与它相比照的不仅有古典的“黄金分割律”,还有近世经济学的“拉弗曲线”。它们都寻求“必要的张力”或敛散性思维,度其两端以节其中,即动态平衡;寻求胡萝卜与大棒之间那“带刺的玫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