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出色的作家评传——张瑞君《杨万里评传》读后

由已故老校长匡亚明先生主持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收有不少历代文学家的评传，我所看到的如曹虹《惠远评传》、杨明《刘勰评传》、莫砺锋《杜甫评传》、陈祖美《李清照评传》、巩本栋《辛弃疾评传》、许志刚《严羽评传》、王英志《袁枚评传》等，都写得充实饱满，具有集当代研究之大成的意义。张瑞君教授的《杨万里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是     

赵翼诗论的唯新倾向及与性灵派的离合

学界一向将创新精神视为赵翼诗学的核心内容和独特价值,并当然地被放在性灵派的理论框架中加以阐释,而并未追问其理论出发点。从赵翼对才名的焦虑和对文学价值的悲观态度入手,说明赵翼诗论的唯新倾向出于超越前人的渴望,其背后的动力乃是"影响的焦虑"。赵翼论诗虽同样以自抒性灵为要旨,却只不过视为创新的手段,而不像袁枚那样以之为目的。随着年至耄耋,老境寂寥,他对诗歌的观念有所变化,逐渐由求"新"转向求"工",甚至放弃了与前人争新的意识。这无意中呼应了诗坛正涌动的自我表现极端化、绝对化的思潮,成为嘉、道诗学中绝对自我表现观念的先声。     

新见的一种记载王渔洋暮年事迹的重要史料——读王士骊《幔亭公漫录》札记

山东图书馆收藏的王士骊《幔亭公漫录》钞本是未见人引用的一种记载王士稹暮年生活的重要史料,详细记载了王氏临终前一年的心态及丧葬经过,可补传记之缺.     

作为回忆录的《白氏文集》

白居易的《文集》含有回忆录的要素。白居易有反复回顾某些时点的感慨与感触,层层累积起“时间层次”的倾向。在一首诗中,白居易再三运用“依旧”一词。并用“重过”“重到”“重寻”作诗题,表现自己的回顾癖。在复数诗中,他“隔一段时间就反复回顾某种感触、感慨,用文字将它固定在诗中”。在其《文集》七十五卷的编辑过程中,则表现出更复杂的“时间层次”。白居易以文字为媒介与远离的友人、死别的友人对话,通过文字与过去的自己对面。我们将《文集》当回忆录来读,也可以超越一千年的时间与他再会。     

从目录学看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兼谈目录学与文学的关系

目录学与文学研究有密切关系,学术界对此注意不够。通过对历代目录注录部居异同的考察,从一个侧面探讨了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其中着重论述了《新唐书·艺文志》对小说概念的把握及其贡献,由此透视唐宋人小说观念的差异。另外,还对目录学与文学研究的关系作了概括与总结。     

清集读记

傅增湘旧藏《电光录》智朴《电光录》,康熙三十八年刊本,傅增湘旧藏,今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书前有傅增湘题识:"癸丑重九后三日游崇效寺,时杨君寅伯新以青松红杏图长卷归之寺中,易实甫乃邀同人结社于此,展观数日。余十馀年所梦想而不获者,今得寓目焉。余藏拙庵大师《电光录》,亦世所罕见,因付之寺僧,使与卷子并存,用备宣南掌故。图卷如新,沧桑又见,此亦电光一瞥也。书竟,为之怃然。江安傅增湘识。"辛亥三月余游盘山青沟禅院访拙师遗迹,得诗八首,并附干左方:     

20世纪后期唐代文学研究述评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恢复正常秩序，唐代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成为古代学中众所公认的成绩最显的一个研究领域，有关唐代学研究的进展和收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会队伍建设，1981年唐代学会在西安成立，标志着中国当代的唐代学研究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的规模研究时期。二是学风的转变，唐代学研究中的转型，表现在历史决定论思维方式的被扬弃，在学术观念上体现为由形而上学向历史回归。三是研究思路的拓展，学术观念的变革，使唐代学研究改变了过去单一的价值判断倾向，而代之以对学史现象，过程及意义的关注，将以往点的研究扩展到面；“化热”的方法论的讨论则开阔了研究的范围和思路，检阅近20年唐代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作家研究是收获最丰富的方面，另外，在诗歌批评，章研究，小说研究等方面都有较大进展。     

从《河岳英灵集》到《中兴间气集》——关于大历诗风演变的抽样分析与假说

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了由盛到衰的剧烈转变,以此为契机,前后两个时期的诗歌也被分为两段,即严羽所谓“盛唐体”(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诗)和“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唐代李肇论其间风会的嬗变说:“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四库提要》则说:“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风调相高,稍趋浮响”。这些评论不能说不准确,但带有印象式批评的笼统和抽象的色彩,在文学史研究要求逻辑性和实证性的今天就不能令人满意了。我们必须从多方面以细密的分析论证来说明问题。本文就是从一个较少为人注意的角度,即通过选本反映出的美学趣味的变异来考察其诗风的演变。     

嘉道间诗学对袁枚性灵说的反思

嘉道诗学以反思袁枚性灵诗学的流弊为逻辑起点,针对“性灵”概念流行和泛滥,诗坛重新祭出“性情”这一古典诗学核心概念,并就性与情、性情与道德、性情与学问的关系展开讨论,将“性情”概念放在诗学史的演进、发展中加以锤炼,终于完成了对这一传统概念的周密诠释,为嘉道诗学的平衡发展以及此后诗学观念的转型并融入近代化的潮流奠定了基础。     

作为文学原型的精卫神话

精卫是中国早期神话中少数仅存活于士大夫精英文学中的原始意象之一。精卫填海的痴举使它的形象充满英雄气概,成为蕴含巨大精神内涵同时也存在多种解释可能的悲壮角色。它渺小的、绝望的努力与意志的决绝、恒久所产生的巨大反差,表现出强烈的复仇决心,而且传达一种普济众生的悲悯情怀,使它弱小的形象最终成为勇于同命运抗争、百折不挠的人格力量的象征,并不可避免地折射出不惜为信念牺牲的殉道者的悲壮色彩。当改朝换代的陵谷沧桑之际,精卫的形象就自然地成为不屈而无奈的遗民心态的象征,满含悲壮绝望的色彩和沉重凄怆的情调。这多重的精神内涵使精卫成为一个闪耀着特殊光彩的神话原型,隐现在后代的文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