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制度：迫不得已的荒谬？

去年，香港大学在内地招生中拒绝多名高考状元的新闻，在舆论界引起很大的轰动。250个招生指标，竟容不下11位天子骄子，按照“阿甘事件”的逻辑，分明有违反程序正义的嫌疑。不过，港大的理由很明确：这些状元，属于“高分低能”，面试成绩不合格。港大对申请人的考量，要全面考虑其英语的应用能力、学习潜质，是否适应香港生活，以及对香港是否有贡献，若是只求读书来港，完全不打算参加课外活动的“书呆子”，则不会收录。     

顾城：在诗意与残忍之间

<正>1993年中国诗坛的最大事件莫过于顾城之死。每一个朦胧诗的爱好者都感到分外震惊,谁也难以将一个写下了大量优美诗篇的童话诗人与一个残忍地用利斧劈死爱妻的杀人犯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不幸就是如此,这令人们困惑不已。在众多的评论中间,我注意到评论者们的尴尬,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所面对的只是顾城的某一个侧面,或者将诗人之死诗意般地美化,小心翼翼地对他的罪恶表示惋惜;或者义愤填膺地要“除他‘诗’与‘人’之名”,将舆论诗化顾城之死看成是社会良知的堕落。然而,这一事件的意义也许不在于褒贬顾城本身。盖棺定论,     

等级社会:应试教育的社会基础

考研变高考的深层困境一年一度的硕士生报考又开始了。哪些学校的大学生是考研的主力呢?《中国青年报》近日的一篇报道说,如今北京、上海等地各大名校的研究生来     

等级社会：应试教育的社会基础

考研变高考的深层困境 一年一度的硕士生报考又开始了。哪些学校的大学生是考研的主力呢？《中国青年报》近日的一篇报道说,如今北京、上海等地各大名校的研究生来源,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地方院校,特别是以前从师专改制的基层师范学院。为什么那些学校的学生考研特别厉害？原来,不少地方性大学像高中一样,     

追忆逝者：并非为盖棺论定

统一的格式．统一的语言。冷冰冰地。毫无个性。更无丝毫人情昧。这就是当代中国的丧葬文化。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自由地以自己的智性和性情为所爱的人送行？     

学术研究：需再度“去国家化”

当中国的物质产品生产日益“去政府化”、步入市场化的时候,知识产品的生产却反其道而行之,越来越成为国家意志的产物,以计划学术的方式重新出现     

中国知识分子死亡了吗?

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提出来的,它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分不开的。 1989年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分水岭。90年代以后,由于外在环境和知识结构的变化,知识分子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 首先是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丧失。从90年代初开始,一部     

博士生制度：不如弃“欧”取“美”

在目前学院精英缺乏自律的情况下,对博士生制度改革的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是全面放弃过去延续多年的欧式制度,采取更具有程序可控性的美式制度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创立于2000年3月,同年9月成为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它是在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史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的基础上创立的,整合了全校文、史、哲三个学科的优势资源,包含中国哲学、中国近现代史、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等多个博士点。该所以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为特色,含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两大研究方向,     

刘涌案改判之争的两种正义

我们同时需要两种正义。程序正义保障的是个人的权利，实质正义建构的是扬善除恶的公共秩序。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是两种正义分别追求的目标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