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知识对话寻求共识:关于国际传播沟通理性的讨论

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正在加速中国与西方关系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成。意识形态冷战、地缘战略压迫、种族主义歧视,折射着近代以来的中国与西方关系史。对此,是作某种理论概念化的判断而放任对抗性发展,还是尝试在知识对话的共识过程中寻求建设性关系的可能性,意味着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回到20世纪抑或真正开始新的纪元。在作出总体性战略判断基础上,强调主体性知识生产,树立有知识生产主体性和知识对话能力的文化自信,形成和坚持国际传播的沟通理性,应该是必须的选择。就此问题,国家社科基金“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课题组、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联合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组织专家进行了讨论。     

电影《人工智能》的哲学反思

在未来人脑是否能被电脑超越,人类能否被机器人所控制？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格的科幻电影《人工智能》,唤起了我对这个领域的深思。本文从人类思维构造的两个基点、人工智能突破的可能两方面阐明人工智能的定义。在研究国际上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人工智能和人的智能的根本区别,同时对人工智能带给人类的三种影响这一前景进行了分析。     

在变局中回到自我: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未来五年

鉴于当前中国逐渐走近国际舞台中心的现实,基于中国国内政治社会发展逻辑的视角上看待中外交流沟通的现实,也从此逻辑出发看待中国与世界的未来五年。2021年是中国的"十四五"开局之年。在未来五年中,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将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更加成熟的心态,应对自身的问题与挑战,在一个充分自觉自醒、坚定自信的基础上,建构起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     

传播偏向、污名化与专业理性——关于疫情危机中的全球传播景观的讨论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世界交流景观。21世纪频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国际信息传播曲线从疾病信息开始,逐步蔓延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方位信息传播。与此同时,国内对于信息高度秩序化需求既受到了自媒体的挑战,也在传言处置逻辑中出现若干的翻转。这种翻转通过大量信息的对冲现象逐步让事态的发展获得受众更多的理解与共情。     

科学理性、后真相与人类交流的未来——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西方话语霸权展演及其根源剖析

科学理性是人类认识世界与探寻真理的基础。在国际传播的具体实践中强调科学理性的正确运用尤为重要。客观中立、审慎报道国际事件既是对事件本身负责,也是对全世界人民负责。当下,国际社会突发事件频繁,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国际舆论受传播者立场影响呈现出不同的分野。后现代社会中制度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不断加剧,国际传播的场景更趋复杂,政治冲突、党派偏见、经贸争端、技术壁垒和跨文化障碍,凡此种种,都会影响国际传播的宏观叙事和微观表征。面对后真相时代可能带来的全球信任危机,需要多元主体从全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出发,站在科学理性的基点上反映现实、展开交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未来。     

从理论到实践：国际传播视阈下的计算传播新发展

近年来,国际传播与计算传播研究不断融合。计算传播的研究方法为国际传播中的精准传播、用户画像、舆论分析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撑。通过文本挖掘、情感计算和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研究者可以分析国际社交平台上不同群体对中国议题的态度和情感。这对于重新理解、监测甚至预警国际传播公共事件中的风险,以及构建国际传播效果评估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随着网络生态中参与主体在身份和技术层面的多元化、复杂化趋势不断增加,多元传播主体的交互行为和协同演化机制也成为了国际传播与计算传播共同的重要议题。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全球视野中的地方传播实践

文明与文化成为了中国对外战略制定和国际传播的关注焦点,交流与互鉴则是我们一以贯之的原则。在全球视野下,对于“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这一议题,还有许多问题尚待深入研究。文明交流互鉴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落实到实践中则体现在具体的物质、精神或文化资源上。这些资源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星罗棋布,与每个地方的历史渊源、文化脉络息息相关,国际传播的地方化实践因此成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一大突破口。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依托器物、文化或媒体资源,在实践中涌现出了大量鲜活的案例,值得关注和研究。     

多兵种联合作战——美国对外宣传的特点之一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的国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旷日持久的冷战、冷战后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新世纪以来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颜色革命＂的打磨和积累,其对外宣传策略手法样式繁多,总体特点鲜明突出,一些做法可资借鉴。     

美国对外宣传的特点之四：重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自冷战开始,美国在对外宣传中不但利用其正规军和私营媒体,还注意运用非政府组织这种辅助“部队”来完成对外宣传工作。新世纪以来,美国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导演的“玫瑰革命”和“橙色革命”接连得手后,美国国务院在一个文件中毫不讳言地公然承认非政府组织在美国策划的这些“政权更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边界扩张与结构调适：关于新时代国际传播实践范畴的讨论

国际传播理论研究与实践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基于国家立场之下的多元表达与交流成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前提条件。立足于本土化现实,中国国际传播在政策意义、实践意义以及理论研究意义上存在着一定的内涵性差异。当前,多元主体在多领域、多维度、多层面以及多途径不断拓宽中国国际传播实践范畴的认知边界,而国际传播研究对象的极大丰富也为国际传播理论研究的不断创新增砖添瓦。进入新时代,国际传播概念在外延与内涵的明晰之于国际传播实践范畴的认知而言意义重大,厘清国际传播实践范畴的理念价值与目标方向成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