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一个夹层中的职业

在教育普及的今天,任何人在其一生中都会碰到很多位校长。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读高三时的校长。那是一天下午,吃完饭我提前到学校,在学校的老银杏树下,一位长者突然叫我的名字,并问了许多关于我的家庭和学习的问题,看他那个样子肯定有点来头,我只能如实回答他。后来同学告诉我那就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说我太粗心,每次开校会应该去留意一     

真实的“谎言”?

看了“职业院校实习事故死亡率高于工矿事故”这个新闻标题,首先跳进脑海的是英国前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的一句话--世界上有3种谎言院谎言、糟糕透顶的谎言和统计资料。美国人达莱尔·哈夫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如何用统计数字说谎》,中文版将之译成了《统计数字会说谎》。但数字本身是不会说谎的,所以译者多少对原作者的意思有些曲解,真正说谎的是使用数字的人,造成谎言的是他们使用数字的方法。在关于实习事故死亡率的报道中,记者使用统计数据进行比较的方法显然存在很多漏洞。漏洞之一是从报道来看教育部所统计的是学生在实习期间的死亡率(可能会包括非生产安全性质的车祸、溺水等情况),而安监部门定义的“十万人死亡率”则特指安全事故的死亡率,如此统计口径上的差异显然会使前者被相对放大;漏洞之二是实习学生全部在生产一线工作,可作为比较对象的应该是企业新入职员工,而“十万人死亡率”的基数是所有从业人员,在有的企业,员工中管理人员和一线员工的比例高达1：1,显然“十万人死亡率”小于一线员工和新员工的死亡率;漏洞之三则可能是记者故意而为的概念偷换,工矿企业的“十万人死亡率”与煤矿事故的死亡率显然是两个概念,无法直接替换。     

职业教育就是平民教育(一)

《职教通讯》大力支持的"职业教育新思维"博士论坛正在开展职业教育功能的大讨论,这可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我一向缺少讨论重大理论问题的勇气、能力与技巧,所以一直没有动笔。这个寒假里,在同学聚会上遇到了一个老同学,之后,又读了两本书,觉得可以说几句了。这个老同学在初中时与我同班,毕业后就没有见过面。酒过三巡后我开始以访谈的技巧套他的话。他初中毕业后     

从科斯之死到我的号召

2013年9月2日,102岁的罗纳德·科斯与世长辞。科斯之死给中国学术界带来的缅怀与惋惜之情估计不弱于美国。有人想起周其仁的那段话——如果科斯与邓小平会面,他们一定会相互欣赏,有人感慨于科斯终其一生从未踏上中国的土地,有人回忆这位老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高度赞扬,有人毫不吝啬地写下如此评语——科斯的产权与交易理论奇异地在中国这个大国产生着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零距离"辨析

零距离的表述在职业教育界十分流行.本文旨在通过对典型"零距离"用语的分析,找到这种表述的使用合理性及适用范围.     

不依赖政府的合作

300多年前,托马斯.霍布斯悲观地指出在政府存在之前,自然王国充满着由自私个体的残酷竞争引起的矛盾,所以没有集权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可这个论断往往与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不符,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人们在没有政府或法律管辖下的合作。所以,各个学科的理论家一直绞尽脑汁试图在理论上推翻霍布斯的观点。     

从校办厂到校中厂

有教师如此回忆20世纪70年代的校办厂":为了落实毛主席‘学生也是这样……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的最新最高指示……我们学校……也办起了一个小小的工厂——麻纺厂。……麻纺厂开工后,我才知道,学生根本不能‘学工’……是临时在社会上雇的一些闲散女工在干活"。宁波一个叫泗门的小镇在它的工业发展简史中写到:"1980年后,国家鼓励创办校办企业,除泗门区中心小学、塘后中学校办厂由学校投资并提供厂房外,其余校办企业均为社队企业(后改称乡镇     

手榴弹型中国技能形成

最近,带着一个关于农民工的课题走访了苏州地区的一些企业,结果发现原先设计的课题目标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对于许多企业而言",农民工"三个字已经淡出了他们的管理范围。当被问到企业里有多少员工来自农村时,许多人力资源部门的经理都一脸茫然,他们基本不关心员工来自农村还是城镇,他们只是关心员工来自本地还是外地,员工如果家在外地,离职的机率会比较高,如果请假,请假的周期也会比较长。他们更喜欢的分类方法是中职生(或中专生)、高职生和本科生,因为这种分类基本对应了不同层级的岗位,目前,中职生或普通高中毕业生已经成为了新增员工的主体。     

没有职业学校的世界

前两天给本科生上课,这些从未接触过职业教育的孩子听到刘少奇的"两种制度、两种教育"都很感兴趣。被我问到的六个学生都表示教育就应该是这样的:该学理论时就在课堂里学理论,该实践时就应该到现场去操作。他们也对这种思想     

职业教育研究真的重要吗?

<正>多年前有位中文名字叫曹诗弟的丹麦人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教育研究重要吗?》,只不过刊发这篇文章的杂志《中国教育:研究与评价》即使在教育学界也有点小众,也可能是因为曹诗弟的建议仅仅局限在要采用"从下而上"的研究范式,所以他的文章未能引起足够的反响。不过,我很欣赏他的提问方式:能仅凭人多、量大、面广就说一件事很重要吗?同样的问题我也想抛给职业教育的研究者们:能仅凭现实的成就就说中国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