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特林悖论”的教育再探——教育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

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收入是提升幸福感的关键要素，但“伊斯特林悖论”的提出引发了诸多莫衷一是的争论。教育作为提升收入的主要途径，其经济价值对幸福感的影响也日益凸显。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8)数据分析发现，文化消费在教育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不同类别文化消费的中介效应存在异质性，而家庭收入在文化消费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调节效应检验表明，文化消费对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均具有正向影响，但低收入群体在文化消费对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比高收入群体更加显著。因此，新时代教育应注重提升教育的消费性价值，强化教育“致幸福”实践路径；加强文化消费教育，提高全社会消费素养；构建差异化的文化消费模式，满足不同经济群体消费需求，避免“伊斯特林悖论”再次出现。     

大数据应用背景下在线教学师生评价发展路径探究

在线教学中，教师评价和学生评价过程仍存在评价理念不科学、评价指标不科学、评价方式不科学等问题。在线教学师生评价发展应强调基于行为数据的客观评价、强调基于教学交互的全面评价、强调基于成长过程的发展评价，进一步强化数据治理理念、优化体系构建机制、推广评价结果应用、制定运行保障制度。     

晚清黔籍外交官群体：发端与成就

晚清黔籍外交官是贵州近代较早“睁眼看世界”的人物群体，处于中国外交向近现代过渡之际，其所作所为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的外交活动映射了中国与西方的碰撞。该群体是晚清云贵川等西南地区外交官群体的唯一样本。这一群体的文章、诗词、译著等使外文学作品记载了诸多西方社会、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信息，对晚清社会的启蒙与变革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此群体以驻日公使黎庶昌为核心，以晚清贵州遵义府人士为主体。群体成员间关系密切，互动频繁，相互影响与成就。群体成员在外交活动中维护了民族利益，传承了中华文化，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路径研究——以“图书馆+”宝安模式为例

社会力量是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通过介绍社会力量参与深圳市宝安区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几种形式，分析“图书馆+”宝安模式的具体经验做法，探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的建设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