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的社会建设与社会认同——以北京市为中心的探讨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建设并没有被党和国家明确提上日程,官方文件中也没出现社会建设的提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社会建设实践,其中失业无业救治的开展足以表征这一时期社会建设的特征。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在救治失业无业的过程中,通盘考量,尤其注重底层关怀,多措并举,取得良好的社会成效,其策略布局与实践探索贯穿着除旧立新的社会建设理念。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正是通过各种社会制度的设计与运行,通过建构稳定的社会秩序,依靠提升基层社会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从而开辟出有效社会认同的重要路径。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认同的成功建构,可为当前的社会建设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科学客观地认识新中国第一个30年

把新中国第一个30年的社会发展实践放置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脉络中,才能对其有整体性的认识与宏观把握.在新中国第一个30年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向,并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原则.但期间由于种种原因,理论与实践发生了偏离,使社会主义发展出现了严重失误.今天,我们在审视这段发展历程时,要理解前人探索的艰辛,在直面失误、总结历史教训的同时,还要客观地分析其奠基之功.只有客观地对待新中国第一个30年,才能科学地评定新中国60年来的发展历程与成就.     

中共党史研究的两个里程碑——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到《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80多年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辉煌历程.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也已历经几十年,产生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两部著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成书于1951年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中国共产党30年的历史,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较之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更加深刻和丰富,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共党史研究.二书在各自的撰述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间的发展既蕴含着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又有着外在的社会激情.显示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推进中共党史研究的创新.     

视点创新与学术进路——梁启超学术史研究的方法论意蕴

怀着对社会发展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梁启超凭自身的感悟力把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的演进问题联系起来,另辟蹊径,创新研究视点,探讨学术与时代的互动,预见学术发展之趋向与潮流,这种以学术史材料作方法论文章的学术风范具有启迪后学的深远意义。     

历史教育与和谐社会——重读江泽民给白寿彝的信

8年前,江泽民在给史学家白寿彝的信中,深刻地阐发了历史教育在治国安邦、提升精神境界、弘扬民族精神等方面的重大作用。当今,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这封信对于历史教育以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教育教学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简析社会心理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社会心理不是系统的意识形态,是人们自发形成的不具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作为一种潜在的精神力量,可以干预和调节人们的社会行为,因而也会对历史发展的面貌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史家修养论的演变及其现实意义

从刘知几到章学诚,都强调史学家主体的素质修养,他们在这方面的言论,概括起来就是所谓“史家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梁启超接受了这一说法,而又着重强调和阐释了“史德”修养的具体要求及其重要性,为史家修养融入了新的内涵。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当代学人作出了有明确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阐发,史家修养论不断演变丰富。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决议"彰显的科学历史观

适时对重大历史问题作出决议,是我党的优良传统。继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前两个“历史决议”对中国社会发展所释放出的“定海神针”式的作用已为实践所证明,在学术研究中也发挥了纲领性指引功能,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历史认识所遵循的科学历史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站在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方位,以百年历史成就和经验为基,着眼于未来,继续坚持并不断发展我党科学的历史观,坚持政治性与科学性、实践性与理论性的辩证统一,以唯物史观、大历史观、正确党史观书写党的百年历史,成就了我党历史上又一篇光辉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