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之出世——乾隆朝诗学思潮消长的一个浮标

学界关于袁枚在诗坛产生影响及性灵诗风流行的时间,历来存在模糊的认识,以致影响到对袁枚与沈德潜、翁方纲等乾隆诗学重要思潮之关系的认识。细致考察有关文献,梳理袁枚的诗学活动及其自我意识的形成可知,袁枚登上诗坛、扬名立万经过三个阶段,即乾隆元年至十六年是在诗坛初得才名的阶段,乾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是声名鹊起的阶段,乾隆二十五年到三十二年以后是开始掌握诗坛话语权、执诗坛之牛耳的阶段。弄清这一点,对认识袁枚性灵诗学与沈德潜新格调派、薛雪等性灵派前驱和翁方纲学人诗风的关系及彼此消长之迹,理清乾隆朝诗学史的脉络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导论

“学”是一个包括写作、传播、接受并产生影响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只涉及作品的写作、传播与批评，还包含学观念的演变、作家的活动与交往、社会的学教养和时尚。对曾经发生和存在的学过程进行历时性的研究，就构成了学史学。学史学首先是一门研究学过程,尤其是学活动的具体过程的学科。然而并所有的学时代都为学中的过程研究提供了可能，只有明清以后，丰富的历史记载几与档案相埒，而同时档案也最大限度地充实了历史记载，我们才得以从容揭开时间的帷幕，走进学事件和学史情境中去。明清两代丰富的献普真正进入学史过程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方氏诗论与桐城诗学的发展

虽然论桐城派的诗学,多以姚鼐为职志,但桐城诗学的旗帜却是由身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方世举、方贞观从兄弟打出的,两人论诗主张和艺术趣味相去甚远,但都在某些方面体现了桐城派诗学的专业水准以及重传承和教授的特点,从侄方观承相与商讨,亦收教学相长之效.三人的诗论不仅奠定了桐城诗学的基础,更对姚鼐以后的桐城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高密诗学的传播途径与影响

作为清代自乾隆中叶一直绵延到晚清的地域性诗歌流派,高密诗派经历由山东向广西扩散,最后蔓延到北方多个省份的传播过程。其中,李宪乔游宦广西时与袁枚的交往是提升"高密三李"全国范围知名度的重要契机,而刘大观则是嘉庆、道光年间对高密诗派传播于辽东、三晋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文章通过细致的考述,勾勒了高密诗派南北传播的过程及影响,尤其是李宪乔与袁枚晚年的诗学交流。     

由古典文学看历史上的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

作为华夏民族的传统观念,夷夏之辨不仅反映于上古典籍,而且到中古时期就借助于苏武、王昭君、蔡文姬的故事得到文学化的表达,并以典故或素材的形式参与后代文学文本的构成,以意象化的方式强化了其文化内涵及认同.同时,夷夏之辨中文化品味的不确定性,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也通过个人体验显示出文化认同的复杂性.古典文学与夷夏之辨及文化认同的复杂关系,可通过若干历史人物和诗歌作品的具体分析而得到确认.     

韩愈七古声调之分析

至清初，在音韵学风气波及的诗律研究热中，韩愈七古在声调上的典型意义上对诗学家所发现。对韩愈七古逐句检点统计，足以说明韩愈在唐代的七古写作中，尤其在句型上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他作七古并不像清代古诗声调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严格拒绝律调；但也显示出他句型的尚异倾向。韩愈诗中除了10种常用句型外，还有不少声律奇持的句型，很引人注目。     

王渔洋与赵秋谷的关系及诗学之分歧

清初王士禛与赵执信两人的关系及其诗学论争一直是诗学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学界通常将两人始亲终疏的关系说成是论诗宗旨的不合。通过对史料的深入发掘和细致考辨，可以论定两人关系的恶化主要因为赵执信性格的褊狭和狷急所致，意气之争多于诗学观念的歧异。赵对王的批评基本不能成立。     

如何上好练习课

在教学中,有些教师错误地认为练习课没有内容上,因此,不是把练习课上成自习课,就是例题的机械重复.学生学习毫无兴趣,感到枯燥乏味.练习课是新授课之后,以学生练习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一种讲练评结合的课型.我在练习课的教学中,根据练习课的特点紧扣五个“坚持”,设计和组织练习,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有关《鸽经》刊印经过的一点补证

~~有关《鸽经》刊印经过的一点补证$中国社会科学院@蒋寅     

杜甫《偶题》范读

[诗意]杜甫经历安史之乱、从授左拾遗、贬华州到辞官入陇,最后在乾元二年(759)底流寓成都,数年间经历人生最深重的磨难,诗歌也流露出对个人乃至所属群体的前途、对大唐王朝衰落命运的全面绝望,同时伴随着对人生意义及其实现方式乃至现实可能性的深入思考。他由此对诗歌的生命意义有了新的体认,并将所有精力和热情投入到“文章千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