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全球化时代的生存境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及其意义

共同体是人类群体性生存的基本事实。共同体之于人类,一直具有生存本体性、历史-实践合理性、主体并生-共在性、价值共创性、团结-合作共赢性、惠益共享性、智识共升性、认同与意义生成性等多重文化人类学的意义。就此而言,共同体是人类自我造就、自我确证、自我实现、自我观照的最基本的方式。共同体演变历程中的不同形态,都可以视为人类发现、创造、寻找自己与对象性世界之间合理关系的卓越的探索性成果。与以往共同体思想及其目标指向和方案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不仅仅是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根基的重新解释世界的新世界观,其最具原创性意义的思想贡献在于,它更强调实际地、现实地“改变世界”的集体行动逻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自从提出以来,作为一种面向公正、美好世界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因其在人类发展理性、共同体理性、新价值理性以及治理理性和逻辑等方面的一系列创新性建树,不仅被写进了联合国决议,而且作为一种新的规范理性识见,正在成为国际社会化解冲突、谋求新的价值共识、寻求“共处于一体的正确生活的方略与智慧”的最具确当性的理据与价值依循。     

"社会价值"的合理内蕴

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哲学理论超越了“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的传统框架 ,坚持对社会本质的“实践论”掌握 ,认为“社会价值”遵循着自身固有的“超合逻辑” ,绝非单个个体价值的简单加和 ;就内在特质而言 ,社会价值决非既定的、本体论式的抽象观念预设 ,而是关系质的、生成性的 ;社会价值的内涵层次可划分为社会主体价值和社会客体价值两大类 ,是两类价值的有机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主体"的理念范型与公正本位的"和谐价值观"的确立

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实践伴随着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深层变革,是整体性的新社会价值理念范型的发现、甄别、确认以及实践创制的过程.这一过程首先表现在中国社会结构由"领域合一"向"领域分化"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社会国家化和社会国家化现象的发生,社会整体价值观念取向由"平等"向"发展"的渐进并向深层的转变.其次,改革开放所引起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既表现为一个客观的历史的必然过程,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同时也是一个合乎当代中国民众利益追求的合目的的过程,呈现出一定的合理性,集中体现为改革开放实践主体多重利益诉求的合理性认定与社会新的价值坐标方位的确立.再次,这一过程的努力目标直接指向公正本位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公共价值理性信念的确立:关注民生,实行利益分享式改革,重视发展成果的共享.     

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发育及其文化价值探究

世界文明史演进发展的历程业已证明：（商品）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育的社会组织基础就是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市民社会的实质就是正确理解和处理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的相互关系,建立各自互不侵犯又共存一体的功能界限。从现实着眼,近几年中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实践,已经从广度和深度上促使了社会和政治权力的深刻转变。所有这一切,最终必将导致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形成。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这种相伴相生、互为推进的关系有其内在一致的共通本质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合理性和道义价值论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统一的客观的、自然的、辩证历史过程,又是基于实践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中国式现代性逻辑的自我生成、确立与证成的过程。作为对中国式现代化合法性、正当性理据的探寻、辩护与有效诠释,中国的现代性或现代性的中国逻辑,从立场、宗旨、逻辑和根本价值目标等方面根本有别于西方现代化。其话语表达一旦生成,就会自然地嵌入某种自主性的历史进步历程,起到其内在的规约性、引领性。中国的现代性或现代性的中国逻辑之理论纲领的确立,是典范性模式、道路意义上社会现代化成功实践的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其核心要素和基本构成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现代化何以可能的价值理念纠偏与价值基础重置;二是通向人类现代化正道和文明新道的合理性价值实践和价值目标的变革;三是“现代化多元主体并生共在”视域内人类新型现代化模式及其多元差异主体并生共在场域价值塑造。这三个方面核心要素的有机整合与良性互动,勾勒出了“中国式现代性”或“现代性中国逻辑”的基本结构和内在实质。     

“市民社会”理论：阐释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新视角

市民社会与现代化之间有一种天然的渊源关系，市民社会本身既是现代化的产物，同时又在历史的演进中构成现代化发生的动源机制，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必然是一个复合驱动的过程，是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精神等在内的全面而深刻的转型的过程，因此，中国社会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也只能以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建构作为一个综合动力来驱动；不仅如此，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和价值亦应以中国式“市民社会”的成熟程度作为主要的衡量指标之一。     

制度伦理学:新学理典范的创制及其实践介入性品格——现代社会“道德人”理想诉求何以可能的否思

伦理观念是特定历史文化传统与制度组织中,相对自足的人性社会化规训的自我设计、自我实现方式。伦理学思想史中充满着对道德观念是否具有一致性和连续性的相对主义和怀疑论性质的追问。当代制度伦理学的兴起,一开始就表现出直面伦理困境、勇于范式变革的创制性实践品质和智慧。在制度伦理学的视域内,现代道德叙述所包含的问题与他向性的认同密切相关。道德生活不再是自向性的,而是社会制度规范及其纪律(规训)的一种形式,换言之,道德叙述本身成为一种知识的政治。道德不再是个人的内在要求,不是个人生存中自我雕琢自我的那个维度,而是一种秩序方式。     

市场经济与现代"市民社会"的文化-意义共契与实践-价值共生

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之间并非一种相生相克、此消彼长的外在关系,而是一种相机互通、互逆互动、内在统一的辩证同构关系.现代社会,无论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还是市民社会本身的发育,都离不开政治国家的促进、保障作用.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就是市民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二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脱离一方而片面强调另一方,只能是一种学理上的抽象.     

“公共精神”:培育当代民族精神的核心理论维度

现代教育的最终使命和核心任务在于塑造和培育民族精神。任何民族的民族精神,实质上是该民族之“公共性”文化精神的理论表达,以及对共同的价值理想、信念的理解和不懈追求。现代“公民社会”需要具备现代性社会精神气质与人格特质的人,国民教育尤其是民族精神教育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化的“公众教育”,是指全社会都参与到新的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学习、传播、创新和实践中来。培育民族精神中的“公共精神”品质的关键,是发育中国的“公民社会”,培养民众的“公民意识”。一个国家的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可以折射出这一民族和国家文明的面貌;反之,从一个民族国家的文明中也可以看到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投影。突出民族精神中“公共精神”信念的教育,既是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中华民族的“国家形象”的长远之策,又是构建一种涵摄“公共性”文化精神与价值理念追求于其中的、富于鲜明时代特色的开放的民族精神新生形态之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