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出更臻新境界 “满城都道好官人”——试论张养浩[中吕·喜春来]《满城都道好官人》

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山东济南人,“十九岁这年秋登济南名胜白云楼,写下了才气横溢、文情并茂的《白云楼赋》,受到按察使焦遂的赏识,‘其业未竟’,被荐为东平学正。”(《张养浩作品选·前言》)历任礼部令史、御史台台椽、堂邑县尹。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调入京城,先后任太子文学、监察御史,每每犯颜直谏,毫不顾及自身安危。终因万言《时政书》而让“当国者不能容。     

略论瑶族山歌

<过山榜>是一部瑶族传诵的史诗,它记载了瑶族起源、迁徙的历史,也反映出历代封建王朝及南迁的汉族对瑶民的欺压.唯其逼上深山,才有山歌的兴盛,借以打发孤寂与恐惧、抒发愁苦与怨愤、表达性爱的需要.瑶族山歌有三大特点:明白如话、爽朗明快;随意生发,即兴创作;无人不会,无事不歌.     

略论瑶族山歌

《过山榜》是一部瑶族传诵的史诗,它记载了瑶族起源、迁徙的历史,也反映出历代封建王朝及南迁的汉族对瑶民的欺压。唯其逼上深山,才有山歌的兴盛,借以打发孤寂与恐惧、抒发愁苦与怨愤、表达性爱的需要。瑶族山歌有三大特点：明自如话、爽朗明快;随意生发,即兴创作;无人不会,无事不歌。     

比较,增加了曹操形象的复杂性与生动性

撇开历史记载且不说,即使仅就《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三国演义》)的描写来评价,曹操对东汉王朝的忠也是值得肯定的。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作者竟还透出了这种忠的历史根源与个人素质的原因:曹操是“汉相曹参二十四代孙”,作为汉朝开国元勋之后,对刘汉王朝的感情是可想而知的。曹操本人’年二十,举孝廉”,出身正途,看他的诗赋文章,开一代建安风骨,又委实是儒家文化薰陶下长大的,比之那些并没读多少书的军阀,自当多一些知识,也多一些封建伦理的束缚,他因此是很难篡汉自立的。非但如此,终其一生,他始则为除逆去奸费尽心机,继则东征西剿,南征北战,为扫平军阀割据、安定中原,呕心沥血。大权在握后,仍长期奉汉献帝为皇帝,自己不过在做一介拥有实权的丞相。     

为官有道 青史永垂─—张养浩官场作风论

张养浩通过《三事忠告》为不同层次的官员提出行为规范,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古今官员做出了榜样。本文探本寻源,揭示了待人以恕、律己以严是他从小到老的一贯作风,并一直贯彻于官场生活的始终。以此为基础,他才最好地做到了廉洁奉公,仁者爱人,做到了为人民利益而死。并以诸葛亮的为人风范相对照,倍显出张养浩作风的可贵和以身殉职的重大意义。     

论柳宗元元和三年的调适

元和三年是柳宗元生平至为重要的一年,有五大原因促进了他的转变:摆脱了赐死的阴影;缓解了亡母之痛;聚齐了一批同病相怜、相互慰勉的朋友;拥有了时不我待、急起直追的紧迫感;身体略有起色。为此,柳宗元通过游山玩水、重新确立目标、读书撰著、以赋明志等,实现了全面调适的成功。     

崎岖世路 坎坷人生:柳宗元人生现象分析

对柳宗元一生经历的四个阶段进行综合分析后，概括论述了柳宗元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殊而又普遍的人生现象的社会意义与价值走向。     

“名为司马,实如囚徒”辩——以柳宗元为个案,论贬谪文人研究的“三突出模式”之一

贬谪文人大都具有曲折的人生经历、良好的政治品质、超人的胆识才华、非凡的传世作品,后世文人争相研究,成果颇多。然而,因为过于的热爱、同情,研究者为他们不断贴金,不惜搜集只言片语,断章取义,百般美化,因而形成了一个"三突出"模式:突出罪人身份;突出险恶环境;突出健康问题。以受人歧视的低贱身份,在万分险恶的环境之下,拖着沉重的病体,做出了突出成绩。这样,研究对象固然戴上了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等桂冠,那个人其实不再是真实的"本他"。本文谨以柳宗元为例,讨论长期研究中形成的系列偏差。这是第一篇:《"名为司马,实如囚徒"辩》。贬谪永州的柳宗元职务是"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享受正六品(上)文官待遇,是一个闲散的朝廷命官,而不是其他。     

再论聚义不是起义

再论聚义不是起义陈松柏在全国第六届《水浒》讨论会上，笔者在递交的论文《“替天行道”辨》中，提出了“聚义不是起义”说，因为仅是一篇短文的一部分，所论是十分匆忙而且简单的。本文重拾那个未尽的话头，且命题为《再论聚义不是起义》。李卓吾先生言道：“古之圣贤，...     

黛玉别论

在论林黛玉形象时,人们往往轻易赐予她“叛逆”的称号,断言她长年寄人篱下,生活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环境中,所以才“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爱弄小性儿”。在理解《葬花吟》时,又无不论定为一个“叛逆者”的一腔悲愤,概括了林黛玉进入贾府之后的生活感受…… 凡此种种,笔者却别有一种认识,因而试作“黛玉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