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文化的重新理解与建构——哈格里夫斯的教师文化观述评

哈格里夫斯对教师文化进行了富有特色和颇具价值的研究。基于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和要求，他对教师文化的背景、价值、形式与内涵等进行了重新诠释，并进一步构建了理想的教师文化模式。探寻他关于教师文化的独特见解，客观评价他的教师文化观．对于推动我国当前的教师文化建设大有裨益。     

让中小学“进校园”活动回归育人初心

当前过热的进校园活动在给中小学校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存在着内容庞杂无序、管理主体缺位、教育功能缺失和形式主义泛滥等问题,其根源在于多重权力主体在教育领域的利益博弈、“条块”体系下教育行政权力的边缘化以及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弱化。为此需要强化统一管理,落实教育行政部门主体责任;坚持依法依规,完善进校园活动审核认定制度;明确育人导向,保障学校办学自主权和学生选择权,从而推动进校园活动规范有序开展。     

走向善治:多元参与的县域义务教育治理结构转型

教育治理结构是公共教育治理中不同主体之间的权责配置及其相互关系,治理结构改革是治理体系改革的关键,也是实现善治的根本保障。当前县域内义务教育治理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治理结构复杂、治理主体单一、治理方式强调管控、治理手段与工具缺少弹性等四个方面。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县域义务教育治理陷入政府治理负担日益增加、治理的效率难以提高、治理成本和风险不断增加、回应性严重滞后、社会满意度低等困境。多元参与是解决这些矛盾的重要途径,它既是善治和义务教育公共性的本质要求,也是复杂情境下义务教育治理和培养公共善的需要。多元参与要求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结构扁平化、治理方式的合作协商和治理工具多样化。实现多元参与需要义务教育治理从单一主体到合作网络的结构转型,因此需要治理理念和目标的转向、重新认识治理权威、明确多元主体的角色与功能、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和不断创新治理工具。     

第六届教育政策分析高级研讨会综述

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第六届教育政策分析高级研讨会于2004年9月17日—19日在上海召开,会议主题是“以制度创新推进教育深化改革、协调发展”。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专家学者以及新闻媒体人员参加了研讨会,与会者就教育制度创新中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进行了交流。     

研究型共同体:学校品牌建设的动力之源

<正>众所周知,今天的苹果公司以锐不可当之势席卷了全球的手机和电脑市场,其品牌价值已经超越谷歌。究其原因,这并不是因为乔布斯个人的独特魅力,而是取决于他强大的研发团队,使苹果公司能充分把握市场信息和市场走向,手机和电脑设计无论在外观上还是在功能上都独领风骚。也就是说,正是乔布斯的研发团队为苹果品牌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学校品牌建设同样不能单靠校长     

论网络社会中学校精神的建构

学校精神是赋予学校以生命活力并反映学校历史传统、学校意志和师生员工的审美标准、价值观念的一种非实体性的精神文化 ,它属于学校文化的范畴。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网络文化正日益介入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 ,传统的学校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网络文化对学校精神的挑战1.“科技至上”的工具理性削弱了学校精神赖以发育的人文环境学校文化的研究学者们将学校文化分为四个层次 ,即物质文化 ,主要包括学校教学、科研、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设施和物理环境等 ;制度文化 ,主要包括各种规范化、正常化了的规章制度等 ;行为文化 ,由…     

加强合作办学研究推进高等教育创新--第七届教育政策分析高级研讨会综述

2005年10月5日-7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第七届教育政策分析高级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合作办学与高等教育创新",来自全国的百余名政府官员、教育理论研究者、教育实践第一线的校长和教师、博士生及国外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代表就国际合作办学,尤其是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问题和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     

加强合作办学研究 推进高等教育创新——第七届教育政策分析高级研讨会综述

2005年10月5日-7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第七届教育政策分析高级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合作办学与高等教育创新”,来自全国的百余名政府官员、教育理论研究者、教育实践第一线的校长和教师、博士生及国外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代表就国际合作办学,尤其是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问题和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一、国际合作办学的动因与趋势国际合作办学是指一国具有办学自主权的高等教育机构与其他国家的教育机构(或社会组织)合作举办的教育机构或者以其他形式开展的高等教育活动。它是20世纪末以来世界高等教育领域发…     

论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本土化

当前，教育政策研究已经成为教育研究的新的生长点，但随着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教育政策研究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过程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其根源在于本土化研究的严重不足。因此，中国教育政策特别需要本土化的研究。这就要求教育政策研究者必须消除研究中的“崇洋”心理，培养本土意识和强烈的实践关怀精神，建立本土化的教育政策研究方法体系，同时正确处理本土化与向外借鉴的关系。     

徘徊在公平与效率之间:中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变迁及其价值向度

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是评价教育政策的两个主要标准,也是基础教育发展必须处理好的一对基本关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表现出三种不同的价值向度: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时期追求"阶级内平等"的国家主导型办学体制;二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末"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体制;三是2001年以来"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以县为主"体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对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不同解读,形成了基础教育发展的不同路径和格局.当前,需要从基础教育的性质出发,正确认识教育公平和效率的内涵及其关系,树立正确的基础教育发展价值观,建立科学、合理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促进每个个体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