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诗中的寓言体

本文对汉乐府民歌中的寓言体诗作了概括分类和解说，并且辨析了寓言诗在汉乐府民歌中保存较多的原因。     

《离骚》题义为“琴操”

自屈子之文出,注者蜂起。汉·淮南王刘安《离骚》传以下,千百年米,说《离骚》者不下百数十种,著作宏富,汗牛充栋。其中仅释“离骚”题义者,据游国恩《离骚纂义》所录代表性的便有二十余家,另未辑录者,若《文选·五臣注》等,则又不知有几矣。近人新说,亦层出不穷,一时众说纷纭;或补缀,或争辩,或另辟蹊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综观各家所论,虽皆各自成理,但亦不免有某些诘曲难解、疑惑难通之处,现略述几家较有影响     

“诗言志”新论

“诗言志”作为先秦诗学观念一个体系,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其一,“献诗陈志”,这是文体诗的创作理论,产生于《诗三百》形成的时代。其二,“赋诗言志”,这是对文献《诗》的接受理论,时代自春秋开始,其例在《左传》、《国语》中屡见不鲜。其三,“以意逆志”,这也是对《诗》的一种接受,但要求对原诗全篇大旨进行总体全面的把握。荀子对先秦诗学观念进行了总结,他确认“诗”是“言志”的文体,其所作《佹诗》、《成相》与屈原所作《楚辞》,是“作诗言志”的典范,标明人们将文献《诗》还原为文体的诗,接受意识开始向创作意识转化。     

论孟子的“执中行权”思想

“中庸”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权”是违反常礼常规的临机应变的方法。孟子把“执中”与“行权”辩证地统一起来,主张以“执中”为根本原则,以“行权”为一种行动策略,以求对“执中”有所补益。孟子“行权”范围涉及到政治、经济、伦理诸方面,而最能体现其“执中行权”的则是他对周礼的扬弃,把孔子的“仁—礼”理论体系改造为“仁—义”体系。孟子之所以强调“行权”,客观上是为形势所迫,主观上则为论辩需要。“执中行权”是改良而非变革,但从思维方式上为后世大师对儒学改造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论“七”赋“九”骚

选取“七”体之赋和“九”体之骚进行对比辨析并论其成“体”之原由，指出七体以讽谏为主旨注重体物的描写，九骚既替屈原代言同时也抒发个人情志的不同趋向；尤其突出其体制上九骚可歌的音乐性特征和七体不歌而颂的散化性质，以期加深人们对这两种赋体的了解。     

试论扬雄在汉大赋上对司马相如的因革与发展

在两汉辞赋诸作家中,司马相如与扬雄是深受前人所推崇而并称者,如唐朝韩愈便说:“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答刘正夫书》)又说:“子云相如,同工异曲。”(《进学解》)司马相如是一代文豪,他“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是汉大赋的奠基者。扬雄在辞赋方面则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继承司马相如最力而有改革与创新,尤其是他对汉大赋形式主义弊病的深刻认识及精辟见解,更是直接影响了后世作家们的创作与批评家们对辞赋的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