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写一条倒金字塔结构的消息

我看到一篇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安报记者送来的在该报发的稿件：“满目春色入镜来──瑞典Ｓｅｂｒａ电影公司摄制组到我镇取景，拍摄……”，原文如下： 满目春色入镜来 ──瑞典Ｓｅｂｒａ电影公司摄制组到我镇取景 拍摄“中国的乡村义务植树”电视专题片 本报讯（记者陈康水）４月 １４日至１６日，瑞典Ｓｅ－ｂｒａ电影公司摄制组，在国家林业局宣传中心副处长杨波，广东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宋尚豪以及东莞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赖观生、副主任郑志时的陪同下，在我镇取景拍摄“中国的乡村义务植树”专题电视片。我镇副镇长黄炳…     

我国古代有系统的官方新闻传播可提前800年

中国新闻学院教授张涛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今年第二期关于西汉“木简报”的论文 ,将有物证的中国古代官方新闻传播史提前了８００年以上。我国古代官方有系统的新闻传播 ,戈公振在其《中国报学史》中曾提出“汉有邸报乎”的疑问 ,然而找不到古代文献的直接记载 ,也没有物证。所以 ,现在关于中国古代官方新闻传播 ,最早的记载仅见于唐“大历十才子”之一孙樵的著作《经纬集》 ,该著“开元杂报”篇记载了唐开元年间 (公元７１３～７４１年 )官方新闻传播的物证。虽然尚有不同意见 ,“敦煌邸报”一般被视为中国现存最早的邸报。１９９８年…     

论孔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

本文就孔子的传播思想进行分析，指出，同代创制，主要完成的是将权力叠加于血缘关系上，即伦理权力化，孔子思想的建立及其为历代统治阶级所应用的过程，则把已存在的社会秩序赋予了合理的灵魂，使强硬的权力关系转化成伦理顺从，即伦理权力化。这一转化也使攀附在血缘关系上的权力显得合理和温文尔雅。伦理权力化和权力伦理化自孔子始向个体进行灌输，最终变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老百姓的道德自觉。作者还分析了孔子思想的结构和特征，及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控制中的强大功用。     

美学接受理论: 把重心移向读者

美学接受理论：把重心移向读者陈力丹当我们谈论“舆论导向”时，几乎是理所当然地把传播者置于主导的一方，研究的重心也始终在传播者。如果考察一下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一个被人们忽略了的事实：人类８０％的语言行为都属于信息接受性质，即听人说或阅读；只有...     

从对峙到交流——海峡两岸新闻界交往回顾

一九九二年九月五日十二时十分,华航C1602班机载着大陆记者赴台采访团一行十八人抵达台北桃园机场。这是大陆记者第一次正式踏上祖国台湾省的土地。从此,两岸在形成对峙四十三年后,真正开始了新闻的双向交流。     

《朝日新闻》读者大厅

当我们走进《朝日新闻》大阪本社的读者大厅时,一下子就被其设想新颖、功能奇特的结构吸引住了。可以说,它是报纸联系读者的一种现代化的新方式。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访日考察团一员,我在《朝日新闻》大阪本社事务局长稻垣哲哉和秘     

对《为人类工作——马克思生活记述》一书分类的意见

《为人类工作——马克思生活记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一本普及性的传记文学作品,但几家图书馆的目录卡都不是分在文学类,而分在马克思主义文献类。卡片上的文字介绍是:“本书是介绍卡尔·马克思生平的普及性读物。书中介绍了许多马克思的有趣的生活轶事,其中有些是第一次和我国读者见面。”事实上,只是由于把本书作者的许多文学虚构当作真实的史实,才产生了“第一次和我国读者见面”的假象。最近,《新闻学研究资料》的编辑要我协助审阅一篇来稿。题目是《马克思和报刊》,有一万多字。文章的主要参考书就是《为人类工作》。由于作者对马克思的生平不够熟悉,看到目录卡片上讲该书有许多内容是第一次和我国读者见面,自然当作难得的材料,于是在文章中引证了该书的大量细节描写和原作者为马克思编造的新语录。显然,这篇文章是无法采用的。     

精湛的写作艺术——读马克思恩格斯写的短新闻

报纸上多发些短新闻,是读者长期以来的呼声,但抓一阵,好一些,稍一放松,新闻又变长了。这里推荐的马克思恩格斯写的一些短新闻,值得我们学习借鉴。马克思喜欢“简短的,但很有趣的报道”,他认为:“直率的报道,正由于没有矫揉造作,所以能够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恩格斯也谈到,对于一期普通报纸来     

“正确理解”的困惑

从我懂事时起,就有一个令人迷茫的口号模式,经常出现在报纸上或马路的墙壁上: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理解落实政策、正确引导舆论,等等。如果“正确……”之类的东西仅仅出现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许好解释,明明搞错了,还叫人家正确理解或对待,那是一种蛮不讲理的行为。但看来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文革”10年多以后,“正确……”之类的用词在新闻媒介上出现的频率依然很高,这就怪不得那几个坏人在起作用了。显然,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管理上的惯性在起作用,“正确……”的内容经常变化,但思维轨迹照常。     

关于出版自由的几个认识问题

近来翻阅了两年来的一些新闻刊物,读了几篇关于出版自由的文章。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已经1O年了,我们的新闻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关于出版自由的认识,似乎还停留在50年代,还在讲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出版自由完全是欺骗和虚伪、出版自由的原始含义就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根本没有绝对的出版自由、衡量出版自由的标准是阶级性等等。就这些认识我想简单谈几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