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教授新闻学论点集粹

王中教授是新闻改革的理论家。他自五十年代以来发表的有关论述,对当前的新闻改革仍有参考价值。不少年轻的新闻工作者与新闻院系的同学,对王中的新闻观点不甚了解。本刊特摘编作一介绍。又王中的《谈谈新闻学的科学研究》一文,写于1979年,对今天的新闻学研究不乏指导意义;王中的杂文亦脍炙人口,具有独特的风格,特选数篇,一并转登,以飨读者。     

有关邸报几个问题的探索

邸报又称邸抄、朝报、条报、杂报、状报、报状、阁抄、塘报、驿报等等,最后改名为京报。被认为中国古代报刊的邸报,远在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初年就已经产生。到了唐玄宗时代(公元712—756年)即被印刷出版,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报纸。宋朝是邸报的鼎盛时期,到了元代邸报却消声匿迹起来,明朝时又重新出现,它的寿命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叶。道光以后,邸报名称不再被人提起,而代之以京报。     

程沧波在抗战时期的新闻活动

程沧波是继谢六逸之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第二任系主任。作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的社长,程沧波毫无疑问持反共立场,且不遗余力地充当国民党政府的辩护士。然而,他一生所作所为并非一无是处,在抗战时期所表现出的爱国热忱,还是足可称道的。他为提高报人地位和报社企业化所作的努力,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程沧波原名中行,江苏武进人,生于1903年。少年时师从江南名儒钱名山,奠定了厚实的国学基础。中学毕业后,进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与陈布雷的弟弟陈训恕同学。大学读书时已常为《商报》撰写评论,因而受知于陈布雷。1925年转入复旦大学,毕业后任职中央宣传部。1928年受陈布雷推荐,接替陈担任《时事新     

《大公报》值得研究——《新记大公报史稿》读后

撰写《新记大公报史稿》之前,吴廷俊同志曾化四年时间通读了新记公司时期的全部《大公报》,并作了数百万字的详细摘记,大致把握了《大公报》的思想脉络。但是报社内情往往无法从报纸版面上反映出来,他还得虚心地向《大公报》旧人了解和请教,并广泛搜集有关《大公报》的史科和回忆文章。到了动笔撰稿的时候已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难怪写书成了他游刃有余的乐事。我浏览这部书的感觉,仿佛在聆听老朋友娓娓而谈,作者谈起当年《大公报》的往事,可谓历历如数家珍。由此而悟出一条治学的真谛: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学术成果偏爱勤于学习、勤于思     

学海泛舟二十年

真正称得上是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必须符合这样三种情况:一是以前对它一无所知,经过研究或新资料的发现使之成为已知;二是过去对它已有一些了解,但原有的认识并不完全正确或还不够全面,经过研究,使新的认识更接近于真理;三是以前对它只有零星、片断、模糊的认识,因此在总体上若明若暗,经过研究和梳理,对其变化发展的过程理出了一条线索或规律,使人们对该事物的认识更加清晰和条理分明。这三种情况都是在为人类知识宝库增添一份新的财富,都是在努力开拓人类知识的新疆界。     

“编辑”辞义辨析

在当前编辑学的科研与教学活动中,探索编辑原理的同志往往与编辑史的研究者在“编辑”概念的理解上,存在明显的分歧。编辑原理的探讨者总认为搞研究史的同志受所谓古代编辑与编纂不分的影响,把编辑活动与著述活动混淆起来,泛化了编辑概念;而编辑史的研究者则认为古今编辑概念虽有差异,特别是概念的外延变化明显,而内涵的核心部分没有多大变化,也就是说“编辑”这一概念一产生便与著述活动划清了界线,不存在混淆的问题。所谓把编辑活动与著述活动混淆起来的说法,实际上是对某些辞义和某些历史事实误解与曲解的结果,也是简单     

唐代新闻传播活动考

唐朝初期社会生产力发展迅速,从贞观到开元(公元627—741年)这一百多年间,社会经济持续上升,终于使唐代成为汉族文化的发皇时期.不仅在艺苑上百花争艳,其它各个文化领域,包括新闻传播活动在内,也都显示出长足的进展和创新的活力."新闻"观念的产生,宫廷"条报"和藩镇"邸报"的出现,都是在这一时期;官方新闻的发布,虽然并不起始于唐代,然而真正形成一套完整的传通渠道,也还是在这一阶段.可以这么说,中国的新闻传播活动,形成一种社会性的事业,似应从唐代算起.在探讨古代新闻活动时,往往涉及到对"新闻"概念的理解.有些人把古代的"左史记行,右史记言"视为新闻记录,将烽火台点燃狼烟看作新闻传递,这样就必然使新闻的概念无限扩大,造成研究工作中的混乱.     

关于邵飘萍之死

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邵飘萍,是在1926年4月冯玉祥所部国民军退出北京后,惨遭奉系军阀杀害的。奉军督战执法处在处决邵飘萍时,宣布其罪状为“勾结赤俄,宣传赤化”。他是否确“因宣传马克思主义而走上断头台”?历来说法不一。本文打算以事实为依据,对《京报》的政治态度和邵飘萍被杀的前因后果,作一番粗浅的探讨。     

李伯元的办报生涯

在19世纪最后的30年里,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综合性的文艺杂志、文艺小报和文艺副刊,随之诞生了最早的一代文艺编辑。这些文艺编辑几乎个个都是风流名士,不仅擅长赋诗填词,而且有的还是声名卓著的小说家和翻译家。在这第一代文艺编辑中,多数人在文学界的地位远远超过了他们在新闻界的影响,李伯元娩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字伯元,江苏武进人。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再认识——关于南洋最早的中文期刊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以下简称《察世俗》)之所以受到新闻史学界的特别重视,不仅因为它是南洋最早的中文期刊,而且还是中文报刊的鼻祖。虽然有一些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国内曾经出现过更早的中文杂志,但大多数新闻史研究者仍然肯定它是第一个近代中文报刊。正因为《察世俗》在中国新闻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关它的论述和研究文章也不少,只是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和认识上的局限性,以往对《察世俗》的研究尚有许多需要重新认识的地方。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都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学术研究有了更为自由和更加广阔的天地,使我们有可能发挥自己的创见对《察世俗》作出客观公正的新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