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景一法

写新闻也常离不开写景。关于写景清朝人刘熙载说:“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这种绘景方法,前朝人早已用之,只是没有总括出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十六个字,虽然点明了季节,并无一字直写春光,而是由草而花,由花而莺,从几个侧面来描绘。如果直     

联想一沟通理象的彩桥(上)——杂文写作一得谈

以议论为主的杂文得以昂首挺胸跨入文学的殿堂,并且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同它在理、象之间架起一座联想的彩桥大有关系。一篇杂文艺术上的高低优劣,常常涉及作者有没有想象力,会不会架桥。杂文作者丰富的想象力,犹如节日夜晚的烟花,一旦点燃腾空,便生发千姿百态的异彩。下面就让我们看一看它的斑斓色彩: 一、古今联想。作者思接千载,上下数千年,谈古论今,借古讽今。拙作《诸葛亮事必躬亲》(解放军报1980年10月27日),曾采用古今联想的方法。现实生活中有一种事务主义者,百事包揽,     

幽默、讽刺在杂文中的运用

杂文又是笑的艺术,无论阐述多么高深的道理,也常常以幽默出之,使人在笑中领悟。不少作者有这样的体会:如果文章写得使自己不禁笑出声来,往往能引发读者的笑声,产生奇效。这笑声,当然与作者引用喜剧性材料不无关系,但不能不归功于作者运用了笑的艺术寓庄于谐是杂文的重要特点杂文说理,不能正襟危坐指点呵斥,常常寓庄于谐,在说说笑笑中阐明真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指出:文应“杂以谐谑”。所谓“谐谑”,就是     

笔下岂能生花

史进舞棒中看不中用,尽管“把一条棒使得风车儿似的转”,也经不起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将棒一掣、一搠、一缴。原来史进使的是“花棒”,只图好看,不讲实用,所以赢不得真好汉。     

叙事蓄意方为工

史家叙事,既求简练,亦求蓄意,把作者的观点寄托在事件之中,在事中寓理、寓情、寓气,寓识,隐去一切议论痕迹,可以大大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叙事当以穷尽事理为主要目的,字面上看来在叙事,其实在说明蕴于事中之理。清人刘熙载称赞司马迁的史笔:“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允称微妙。”主即道理,客即事实,把道理藏于事实之中,通过叙述娓娓道来,才真正称得上精微奥妙的笔法。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写了从将相失和到将相和的全过程。虽然作者没有站出来直接说理,但“主意”已寓于“客位”:将相失和的原因是争个人名位的高低,一旦捐弃个人名位,以国家大局为重,他们便结成刎颈之交。“寓主意于客位”的写法最有说服力。事实胜于雄辩,由事实站出来说话总比空讲道理更能使人相信,离开事实的空讲,读者总感到缺乏事实根据。     

最怕张怀庆

据说“新闻编辑怕克里空,副刊编辑怕文抄公。”不知别人有何体会,在我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最感头痛的便是文抄公。每日伏案审稿,沙里淘金,偶或读到一篇佳作,击节赞赏之后,常常把它推上头条位置。然而过不了十天半月,便有人来信揭发,说是“抄来的”,于是我便写信把文抄公批评一通,自己免不了跟着写检讨书,违心地承认自己“水平低,识别不了抄袭的稿件。”照例我应该吃一堑长一智,但事实上半点“智”也长不了,文抄公的东西还是不时地在版面上出现,我也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检查自己“水平低”。     

善之善者有余意

语贵含蓄。一篇新闻作品,意思浅显直露,即使没有芜字冗句,总觉淡而无味,有缺憾;如能做到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让人读后似嚼青橄榄似的,余味无穷,方称佳作。含蓄,是在增加语意的容量。通常情况下,一字一句只能表达一个意思,含蓄的字句则不然,它们言在此而意在彼,或有弦外之音,味外之     

与克里空的对话

徐:久违了,克里空!你这个怪物,人人讨厌,不知你从哪个娘胎里钻出来的? 克:说来话长。是苏联作家柯涅楚克孕育我的。他的剧本《前线》中有个记者,叫克里空,也就是我,喜欢胡编乱造,闭门造车。你们中国也有这种情况,所以我来到了中国。徐:你为什么老是闯入我们的版面? 克:不是我闯入,是你们推上去的。对这一事实,你何必大惊小怪?不只在中国,在世界各地都一个样,凡有新闻传播的地方,就有我克里空的一席之地。徐:人家讨厌你,你知道吗? 克:当然知道,可是,我是你们请来的呀! 徐:你们?谁? 克:多啦,写稿的人胡编乱造,编稿的人添油加醋,还有……恕我直说,你们的领导。徐:胡说,没有哪位领导叫我写假报道。     

‘电与光’注入版面以后

高科技的发展,孕育出一代新产品——激光照排系统。这一系统在报版编排过程中的普遍运用,使报纸印刷出现了新的技术革命——告別了传统的“铅与火”,迈人“电与光”的新阶段。激光照排,是编排工作的崭新领域,认识并运用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激光照排使版面旧貌换新颜激光照排,是将计算机和激光照排机联网,配以排版软件所组成的编排系统。编辑改完稿件以后,微机员首先把一篇篇文稿录入计算     

喷发激情的抒情手法

抒情性是杂文区别于一般议论文的又一特点。作者不只是以道理去说服别人,还应以浓郁的感情去征服人心。一篇文章既要说理,又要抒情,写作起来难度很大,但不少修辞手法却能帮助作者把炽热的感情喷发出来。反语,尤其是讽刺性反语,在杂文中不时出现。它既增强了否定的力量,又表现了作者出奇的智慧和沉痛的感情。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鲁迅异常愤慨,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怒斥刽子手:“当三个女子从容的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辛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文中的“文明人”、“伟大”、“伟绩”、“武功”本来都是褒义词,用在此处全成贬义,所谓“文明人”之类,实际上乃是“野蛮人”,豺狼一类的东西。反语,言辞犀利尖刻,象利刃似的,不但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