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的形和态

理论家把小说里的人物分成不同的“形”和“态”．即“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动态人物”和“静态人物”,这对于创作和欣赏很有启发意义．与此相关．爱·缪尔《小说结构》的第一章．把小说分为情节小说和人物小说。古今中外都有一些小说重在情节的编织,作家按照情节发展的需要来安排人物,人物对事件的反应不是从其内在秉性出发,而是根据情节变化的要求。     

可备一格的诡异

2004年10月7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奥地利作家艾尔芙丽德·耶利内克。这个结果出乎很多人的意外,许多专家预测过的捷克的米兰·昆德拉、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和英国的多莉丝·莱辛,在欧美和全世界的知名度都大大高于耶利内克。连耶氏本人也说,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竟然没有得到诺贝尔奖,我却得到了,这是个笑话。”在此之前。奥地利右翼的自由党在竞选海报上气势汹汹地逼问国民：“你想要耶利内克,     

视角的模糊和暗转

小说的叙述角度,在一件作品里,并不见得始终如一。热奈特指出,叙述角度可以有固定式、不定式和多重式。他说,“把前后一致视为荣誉攸关的规范显然是武断的”;还说,各个叙述角度的区别,不总是那么纯粹、清晰。比如,当叙述者被当作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也就是内聚焦）时,本来,作品中的一切都应该通过这个人物的眼睛,排除外部描写,可是,这一要求经常被作家突破。中国学者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把这类突破称为“视角越界”,她并且以对美国著名小说家舍伍德·安德森的《鸡蛋》的详细分析,证明从内视角越界到全知视角的必要和合理。     

谁在说和谁在感受

关于叙事学的著作,都要把叙述角度作为一个重点论题。过去,习惯于把小说的叙述角度分为全知视角、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的《叙事话语》则是分为零聚焦、外聚焦和内聚焦。热奈特修正的根据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区分“谁说”和“谁看”,更准确地说,是区分“谁说”和“谁感知”。     

小说的叙事接受者

叙事学除了研究“谁说”、“谁看”之外,还要研究“谁听”。“听”,似乎是被动接受,但却也会对“说”发生不小的作用。小说的叙事一定要有对象,这在叙事学上叫做叙述接受者,简称受述者,也就是听者。任何一篇小说的受述者都不是单一的,正如同叙述者不能等同于作家,受述者也不能等同于读者。受述者一般在故事之外,     

滑稽和反讽

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中讲到反讽的时候说,文学史里有一种源远流长的叙事传统,就是破坏语言的表面含义与作家真实意旨之间一对一的简单关系,不是肓在此意亦在此,而是肓在此而意在彼,其目的是把读者引出通常的叙事框架,实现思想的跳跃。这样破坏成规的做法有过不同的命名,中罔古代称之为滑稽。《史记》有《滑稽列传》,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说：“滑,乱也;稽,同也。言辩捷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言能乱异同也。”所谓“乱异同”,就是制造歧义、多义和意义的悖反。《滑稽列传》的传主是俳优,也可以说是口头小说家,陪侍在皇帝身边,以言辞逗皇帝高兴。     

人物的形和态

《红楼梦》,尤其是它的前八十回,写的多是平凡小事,情节不能说是紧凑,对一心听故事的读者缺少吸引力,但是它在塑造人物上则远胜前人。比如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写的是宝玉和黛玉两个人大白天在房里闲扯,既没有什么感情的表白,更没有什么正言要道;第二十七回埋香冢飞燕泣残红,林黛玉独自扫花葬花,而这两回都是《红楼梦》的精华,让人百读不厌,其中的场面不太适宜用戏剧再现,却可以编成优美的舞蹈。     

中国有几个熊十力——《掌故新谈》之三

195 3年 ,中国科学院请顾颉刚到建立不久的历史研究所工作 ,所里负责人尹达、刘大年询问顾氏在上海收入多少 ,顾答以 :“各项相加 ,每月约为 5 0 0万元”(相当于后来的 5 0 0元 )。很可能 ,尹、刘两位把这当成顾颉刚的“要价” ,这个数目超出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 ,不是随便可以答应的。其实 ,顾颉刚在解放初期处境不利 ,他感叹“社会关系日少” ,过去一天接十多封信 ,而今一月才三十来封 ,“宴会则更稀” ,很有失落感 ,哪里有勇气要高价 ?在 195 2年一次中央会议上 ,上海市长陈毅谈到知识分子安置 ,说顾颉刚生活困难 ,不顺心。毛泽东主席…     

流行歌曲歌词的文学性

近年来,各方人士倡导文学教育,说到文学教育,大家想到的常常是读唐诗宋词、莎士比亚,这是不错的。但是,人们最先接触的文学,却不是这些。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接触最多的文学文本也不一定是这些。那是什么呢？也许应该说,是流行歌曲,是流行歌曲的歌词。那么,流行歌曲的歌词有没有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这是一个问题。流行歌曲的受众很多,它的歌词被千千万万人所熟悉。可是,歌词和歌词作家的文学成就,似乎没有得到足够深入的研究,没有得到足够充分的估价。     

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几个特点

文学理论总是打上本民族价值观念的深深烙痕，与作为文学第一要素的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的特性也有密切联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寻求真理过程中，从西方借取了文学理论的术语和观念，建立起文学理论的体系，推进了学术的进展，但同时却在古代和现代文论间造成断裂。在当今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与竞争中，回顾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促进今天文学理论的民族化，是不应被忽视的课题。本文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初步的思考，尝试提出三点，借以引发更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