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手在路上——90年代的中国诗坛

与不同凡响的80年代诗坛相比,90年代的中国诗坛难免给人以“相对沉寂”之感。 90年代的诗歌是以海子之死拉开序幕的。在这前一年的春天,诗人海子非常平静地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他在极其简短的遗书中写道:“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确如诗人所说,他的死是一种诗歌方式的     

堂·吉诃德的“尴尬”——对解放后鲁迅宣传的再认识

堂&;#183;吉诃德是西班牙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一个不朽形象。在作品中，堂&;#183;吉诃德面对强大的封建传统及其势力，手执长矛、携带着啤酒桶冲锋陷阵，以四两拨干斤的罕几尢勇气，向不可战胜的敌人发起了纯粹无畏、然而非常悲壮的攻击。堂&;#183;吉诃德的形象，为现代文明史留下了一个既十分可笑也极其深远的未完的话题。     

关于当前诗歌创作和研究的对话

程光炜：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80年代中期后,随着朦胧诗“合法性”的建立,当代诗歌界内部“懂与不懂”和什么是“好诗坏诗”的争论变得已经不再重要。无论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社科院每年编选的年度“诗选”，还是徐敬亚等带有“民间”色彩的“诗歌选本”，都把朦胧诗人（如北岛、舒婷、顾城等）和第三代诗人（如于坚、韩东等）的作品列为“重要作品”，视为必选篇目。也就是说，随着这些诗人和作品“经典化”，     

人大课堂与八十年代文学

主持人语:本期专栏刊发的两篇文章依然是“人大课堂”80年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一篇是关于第三代诗歌的研究,一篇是关于期刊的研究。《〈尚义街六号〉的意识形态》实际上讨论的是“新诗潮”的起源问题,在以往的文学史描述中,朦胧诗被认为是“新诗潮”唯一的源头,第三代诗歌是在对“朦胧诗”的继承或断裂的基础上出现的。通过对“朦胧诗”和《尚义街六号》中“今天”观念的分析以及对于坚“个人经验”和“知识构成”的考察,杨庆祥在文章中质疑了将于坚划入“第三代诗人”的文学史“认定”,辩驳了《尚义街六号》的意识形态的生成与一代人的文革“…     

"五四运动"和"三一运动"中知识分子身份的现代转换

1919年爆发于中国、韩国的“五四运动”和“三一运动”,不仅标示着两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新型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契机,陈独秀、胡适、鲁迅和柳宽顺等即是这一群体中的代表人物。论文讨论了在这一运动过程中知识分子“社会身份”的“现代”转换问题：知识分子身份是如何转换的?其外因和内因是什么?这种身份转换是怎样影响了上述运动的性质、面貌和走向的,而后者在20世纪历史语境中的不断变异,又为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特立独行的价值观念提出了什么?     

语文教学的文学史意识——程光炜教授访谈录

余：程老师，您好。2000年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您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它被教育部确定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专家，我想请您谈谈有关中学语文教学的问题，好吗?     

闻一多的《发现》的艺术特色

闻一多在二十年代写了许多充满爱国情愫的诗篇,如《太阳吟》、《洗衣歌》、《忆菊》、《死水》、《发现》等,文学史家将这些诗统称为闻一多的爱国诗。其中,《死水》意象奇警,《发现》驰魂褫魄。而后者的风格,与作者本人的风格更加相似。 我国古代文论说:“文如其人。”西方文论也说:“风格即人”。朱自清称闻一多是“一团火”。我们可以说,《发现》的字里行间充溢着火一般的激情,它是一团瑰奇多姿的火。     

八十年代文学的思想和学术问题——历史“重评”与现代文学的兴起——文学与政治双重视野中的八十年代初现代文学运动

本期专栏刊发张伟栋的《历史＂重评＂与现代文学的兴起--文学与政治双重视野中的八十年代初现代文学运动》一文,旨在探讨80年代初现代文学重评运动的思想史内涵。这一内涵体现在＂拨乱反正＂的历史向度中,现代文学研究以文学与政治相互交错的双重视野展开对文学历史的确认和对历史真实的还原,从而确立现代文学学科的学术史地位。该文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学评论》、《新文学史料》等刊物和80年代初几本现代文学史的考察,试图完成这一叙述。     

八十年代文学与人大课堂

主持人语:从上个学期开始,我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开了一门“重读八十年代作品”的讨论课。讨论课由我主讲,改为将一些对于今天来说已经成为“文学经典”的作品分给各位博士生,由他们先找资料,然后写出文章,并对这些作品重读的方式来进行。当然,每位同学的“重读”效果可能是不一样的,也会因不同的看法发生争论。但大家注意到,鉴于研究界对“八十年代文学”所达成的“共识”,文学史在强调它的历史进化和整体性的同时,总是以遮蔽其更具活力的文本异质性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那一代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所建…     

革命文学的"激活"——王蒙创作"自述"与小说《布礼》之间的复杂缠绕

在“新时期”文坛上，王蒙被评论界视为“复出”作家、“意识流”作家或“现实主义”作家，但我认为，某种意义上他还可以被称作“新时期”的“革命作家”。当他以多义、有趣、感伤、尖刻或故意偏离等多样缠绕的叙述形态“叙述”革命和个人的“关系史”的时候，人们会注意到其创作“自述”与小说在无形中其实呈现为一种缠绕、互疑的关系。是什么刺激了王蒙“自述”的欲望？怎样看待“自述”与小说之间存在的矛盾和不一致的现象？或者说，借助于对这一现象的细读，能否将作家创作世界中某些重要的侧面再度打开？于是，在创作“自述”与中篇小说《布礼》之间的关节点和有意味的纽结，就需要稍微留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