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怒发冲冠》是岳飞的作品

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上,发表了沈克尼先生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也谈《满江红》不是岳飞所写”)一文,读后,又接连读了港台和海内学者许多文章,追源溯流,查阅有关书籍、资料,认为《满江红》(“怒发冲冠”)为岳飞所作是谁也否定不了的;而沈克尼先生的文章中提出的“明人拟作”说,以及其他学者所提出的种种否定《满江红》为岳飞所作的意见,都是值得认真商榷的。     

儒家学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轨迹

罗素曾经说过:“在全部的历史里,最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于解说的莫过于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了”。我想如果把探索目光投向中国的先秦时期,他会说,在全部的历史里,最使他“感到惊异或难于解说的莫过于“先秦诸子文化的突然兴起了”。对于春秋战国时代,对于在这个时代里涌现出的诸子百家,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     

庄子的诗意人生追求与诗化哲学(下)

四、游戏以求道——一种诗化的哲学人只有精神摆脱“物累”超越世俗功利，才能与自然保持一种审美关系。在这里，庄子把人和自然、心和物的关系，最终归到人的主体意识的逍遥自得和意念追求的自由驰骋．人生有功利、游戏、求道三种“理想型”，而现实社会中存在着的每一个具体个人的人生态度，一般是三种典型或两种典型不同比例的组合以具备一种倾向的人很少，而且功利、游戏与求道三种人生倾向的不同比例的组合，在每一个具体的个人的人生历程中也会有变化。试观庄子的一生，应该是游戏与求道的不同比例的组合。兼有绝顶智力和特异心灵的庄…     

试论《红楼梦》的梦境创造及其审美功能

中国古代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写梦或者写与梦有关的内容,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梦幻审美意识和梦幻创作方法。《红楼梦》中的梦境描写来源于理性原则与客观现实的悖谬或不相容性。这种荒诞的梦幻意识不但贯注于《红楼梦》的艺术构思、思想倾向和审美表现之中,而且直接影响着主题的揭示、结构的安排和人物形象的塑造。《红楼梦》中的梦境描写的客观真实性与主体倾向性是统一的,是作者用来表达其审美理想和深化人物的精神世界的一种独特手段。     

论陈寅恪、王国维的文化性格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一代学术宗师王国维先生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王国维以五十一岁的“知天命”之年而匆匆离开人间,对于他死的方式和原因,在当时即有种种说法.王国维生前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与陈寅恪、吴宓的交往颇深,王自沉之后,陈、吴都有挽诗挽联吊祭,并对王之死的原因著文申述,他们的意见在当时与现今都具有权威性的影响.吴、陈、王相交至真,相知至深,但吴宓与陈寅恪对王国维的死因却作出不同的解释.吴宓主“殉清室”说,陈寅恪主“殉文化”说.     

关于《孔雀东南飞》的写作年代浅见

关于《孔雀东南飞》的写作年代,历来有争论,看法不外乎两种:一种意见认为它是建安时期的作品,属于汉乐府;一种意见认为它产生于六朝时期,属于六朝民歌。解放后,有不少学者对其写作年代进行研究,大多数人认为这首诗基本上还应该列入汉乐府,并提出不少有说服力的论据来反驳“六朝民歌说”。近来张晋发、孙景梅的《孔雀东南飞“序”质     

老庄道家学派与楚文化之渊源关系

中国古代文化主要是由两大系统构成:一是中原文化;一是楚文化。南北方经济型态不同,思想文化观念也不同。在史官文化的背景下,中原产生了儒家学派;在巫官文化的背景下,楚国产生了道家学派。老庄哲学是楚文化繁荣、鼎盛的标志。战国晚期,随着中原文化的幅射和迅速融合,楚文化衰落。老庄是楚文化理性思辩的代表者,老庄哲学中最高范畴“道”是楚人的宇宙意识的外化和凝聚,弥漫着一种强烈的艺术精神。     

试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对讽谕文学理论的影响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中,反复申明的“发愤著书”说,是他“成一家之言”的独创思想和理论,也是他撰写《史记》的创作实践的总结。这个学说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后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这个学说的渊源关系、形成的因素、条件,及其理论价值,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本文仅谈它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影响。     

庄子的诗意人生追求与诗化哲学(上)

庄子实在是个诗人，你看《庄子》一书不是充满了艺术想象和浪漫情景吗？庄子是基于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在现实世界基础上创造出“另一世界”——虚构的世界，幻想的世界。人们又都相信庄子是哲学家。因为他发展了老子的道论，丰富了先秦道家哲学的内容，是道家举旗的巨率，他不仅创立了一个油特而深微的哲学体系，而且有一批后学弟子，形成一个哲学流派，成为能与儒家相抗衡并互补、映辉的学术团体。在先秦时期诗人兼哲学家的唯有庄子。从哲学视角看，他像相拉图、康德和黑格尔；从文学的视角看，他又像歌德、席勒和屈原。一、庄子与康德—…     

郑板桥的叛逆艺术观初探

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恩格斯语录郑板桥生活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所谓清代“盛世”的时期,他以叛逆者的“怪”面目混迹官场,涉足艺苑。在他的七十三年的生涯中,经历着“初极贫”(卖画)——“后亦稍稍富贵”(做七品芝麻小官)——“富贵后亦稍稍贫”(再卖画)的曲折坎坷的生活道路。时代与他自己的社会地位造就他具有孤高倔强、不媚权贵的性格,与愤世嫉俗、同情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