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坐针毡——抹不掉的记忆之十二

没想到我会出国,还出过两次。第一次是1993年去美国,中国记协组织的。第二次是2000年去欧洲,是欧盟邀请的,说是去开“欧元研讨会”,其实是欧盟向咱们中国宣传他们的欧元。出国访问,我觉得别的都行,就两样不好:一是吃不惯他们那饭,二是听不懂他们那话。美国也罢,欧洲也罢,他们那     

许学芳作品

正~~     

用词不当

报纸上、电视上、广播中,常有用词不当的情况。有些词用得不当,是一般毛病;有些词用得不当,则容易引起读者反感,损伤媒体威信。试举几例:“十分重视”     

无声的控诉

好照片总是夺人心魄。这幅照片让人想起“祖国”、“战争”、“正义”、“生存”等。照片中的这个小男孩只活了1岁,他是阿富汗人,为了生存,为了躲避战乱和灾荒,一家人离开阿富汗,来到巴基斯坦境内的阿富汗难民营,但他还是死了,大人们在为他准备“最后的葬礼”。死去的小男孩像睡着了一样,表情平静得让人看了想哭。6只苍老的手臂在轻轻地、小心     

看西方媒体怎样『搞宣传』

西方媒体讳言“宣传”,其实他们是最会“宣传”的。他们并非“有闻必录”、“有闻必报”,他们的“选择性”是极强的。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写什么新闻,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要说的话往往自己不说,而是借事去说,借别人的口去说,而且尽可能地做到不动声色、不露痕迹。     

批评与表扬

一位年纪比我大的记者告诉我,说建国初期报纸上开展批评还不算难。他说他到一个单位去,发现那里浪费严重,回来就写了一件稿,指名道姓批评那个单位。他说他在采访中间就说出自己要写一件什么稿,那个单位并未因为写批评稿而拒绝采访,单位的领导也是如实介绍情况。我比那位前辈生得晚,是“文革”以后才当记者的,我记得80年代初报纸上开展批评大体上也还可以。     

一棵秧上摘仨瓜--抹不掉的记忆之五

1981年秋天,副总编林忠要我写一个村实行“联产到劳”生产责任制的调查。我选的那村,叫“草坡大队”,在安丘县官庄镇。     

那时的"明星"还不"牛"--抹不掉的记忆之七

印象中,上个世纪80年代,“明星”不比现在少。那时他们都叫“文艺工作者”,还没有自称是甚么“家”的。采访他们的记者不多,他们也不跟记者吵架、耍大牌,更没有动不动就跟记者打官司的。采访他们,跟采访别的人物,感觉上没啥区别。那时我在记者站,整天往县里跑。就在县里,我还“碰”上并采访过几个影视“大明星”。我采访方舒,是在一个县剧院经理的单身宿舍里。那时方舒正跟一个歌舞团在这家剧院演出,我想采访她,就跟剧院经理说了,经理去问方舒,方舒一口就答应了。在那间简陋的单身宿舍里,我们一共谈了两个多小时。那时方舒已经很红了,刚拍了…     

多写了一个字--抹不掉的记忆之八

有一个阶段,企业开工、开业时兴大搞庆典,请一大帮子领导去剪一条红绸子,请方方面面的人吃一场风光的宴席,临走每人还得送一样像样的礼品。这一陋习很不得人心,企业叫苦,百姓骂娘。1987年1月17日,安丘县一家白水泥厂建成投产,听说他们开工不搞庆典、不搞宴席,我感兴趣了,赶去采     

一去不返

我是1979年1月开始做驻站记者的.那时,记者的装备是:一个采访本,一辆自行车,一个手电筒,一件厚厚的用布做的雨衣.另外,站上还有一架老照相机,是站上的记者伙着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