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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出版时,在北京召开过一次研讨会。说是研讨,实则醉翁之意皆在信息传播。不过,象这样的文化大举动,功在民族,传播广远亦是理所当然的。书的译者中有几位乃在下大学同窗,故我以朋友和报馆的一员这种双重身份忝列研讨会。我到场一看,除领导、社会贤达济济一堂外,周一良、任继愈张政烺、何兹全、李侃等当今史学界的名流,亦即席而谈。记得当时始终是这些学者先生以《资治通鉴》和古籍令译为题,旁征博引,由古而今,讨论风生。不知为何缘故,其时在会上便存一念:明天见诸报端的消息大概是不会言及学者们的。尽管唱主角的正是他们。结果确乎在意料之中。第二天我翻阅各报。发现大都只有各位领导在会中的行止,而忽略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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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得暇晷,我便翻检出旧日做成的文字重读。不想,这些虽未尘封但巳时过境迁的“敝帚”,竟未引起内心些许“自珍”之情,有的只是愧怍与不安。假若用新的思维方式,取新的文化观念,从新的角度来审视,不过一堆废纸而已。文章难得不朽,站在历史峰巅的人少而又少。所以,“过眼云烟”在以笔为生的诸君中是极普通的现象,而对编报写新闻的人来说,就更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报纸上多为急就章,应时应景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报纸要都是精深博大,天长日久,成千上万天天读报的人,岂不都被灌输成大学问家了?报纸要都值得珍存,硕儒耆宿们的书架上横码的必不是书,当为报了。话虽如此,当记者的却不能因此就甘为“明日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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