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感影像空间分辨率对居民地信息提取的影响

利用遥感手段,以低廉的成本有效获取包括居民地在内的地表信息是促使卫星遥感数据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根本所在,也是遥感应用领域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目前虽然已有＂空间分辨率越高,遥感分类精度也越高＂的共性认识,但是遥感影像空间分辨率的不同对于城镇和乡村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居民地信息提取产生怎样的影响等,目前尚无明确答案。本文首先以同一区域不同空间分辨率的4种卫星遥感影像数据为信息源,定性探讨居民地在不同分辨率遥感影像上的表现特征;然后以两种不同分辨率的影像ALOS和TM为实验对象,对这两种影像上城镇和乡村居民地信息提取精度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虽然基于10m-ALOS影像的居民地信息提取精度较30m-TM影像约提高6.09%,并且无论是依据哪一种空间分辨率的遥感影像,城镇居民地的信息提取精度都明显高于乡村居民地,但是,对于分散式分布的乡村居民地,遥感影像空间分辨率的下降令其遥感识别更容易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其信息提取精度会随着遥感影像空间分辨率的增加而显著提高;相比之下,城镇居民地的信息提取精度随遥感影像空间分辨率增加的趋势是有限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虽然居民地的轮廓清晰性以及像元的纯净度都与遥感影像的空间分辨率基本上呈正相关,但是空间分辨率的提高会放大居民地内部结构的细节,从而对居民地的遥感识别与信息提取工作增加一些干扰性的噪声信息。     

基于PSR模型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对房价影响的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研究房地产调控政策对房价的影响,可为政府制定合理的调控政策、平抑房价提供参考。在综合分析房价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分别筛选了压力、状态和响应指标,构建了基于PSR模型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对于房价影响的评价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并对北京市房地产政策的调控效果进行了初步量化。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房价随着政策调控周期的变化而呈现出有规律的升降变化,在政策鼓励期,房价总体呈上升趋势,在政策收缩期,房价呈下降趋势,说明房价对政策的调控反应敏感。并发现政策对房价的调控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滞后周期为3个月左右。为了平抑当前过高的房价,建议从土地政策、税收政策、保障房政策等方面来加强调控力度。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成本效益研究(Ⅰ)——成本效益比较

本研究在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成本效益计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保护成本及效益进行了比较分析,同时修正了研究中的误差;采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中的米切尔分类方法,找出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成本承担者及效益分享者,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最后文章对成本一效益进行进一步分析及发展趋势预测。研究结果表明：经过调整后的综合效益约为234亿元,其中生态效益约为188亿元;经济效益约为34亿元;社会效益约为12亿元;综合效益成本比为7．88。在成本效益比较分析表明保护区周边社区承担了过多的成本且产生了负效益,这也是引起社区与保护区矛盾最根本的原因。研究认为,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护区群的综合效益会呈上升趋势,国家有关部门应建立健全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广西巴马盘阳河沿岸长寿资源的游憩价值评价——基于修正的区域旅行费用法

本文基于修正的区域旅行费用法对巴马盘阳河沿岸长寿资源的游憩价值进行了评价。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方面,一是采用调查样本中询问获知的直接花费和旅游天数作为划分费用区间的基础,可以消除按地理区域划分游客圈所带来的平均价格偏差;二是对于长期滞留者即30天以上游客,改变计算机会成本为计算他们在当地的平均食宿费用,可消除长期滞留游客机会成本计算的偏差;三是在汇总游憩价值时,只统计专程到巴马游览或休闲的游客,可以解决由于计入多目的地游客所带来高估评估价值的问题。另一方面,依据所建立对数函数模型评价结果为：2009年巴马长寿资源的游憩价值至少是18．54亿元人民币;同时,根据消费者剩余估算模型以及旅行费用与滞留天数和年龄的相关性分析,可以推断本文中所建立的函数模型符合现阶段巴马游客构成的客观实际,并可表明巴马长寿资源的经济价值更符合于休闲疗养旅游业的发展。     

生态系统服务消耗及其影响

对生态系统服务直接与间接消耗的模式、机制与影响研究,以及如何把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消耗与自然生态系统本身结合起来,是富有挑战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工作。但是,生态系统服务消耗仍然是一个及其需要强化的研究领域。本文结合村落及区域尺度研究进展,分析了生态系统服务直接与间接消耗的特点,阐述了消耗及其格局变化对生态系统本身的影响,以及对土地资源质量和数量、对水资源数量和产能影响的特点。同时,论述了实现从农户到区域尺度个体生态服务消耗模式变化及区域演变规律的跨尺度定量模拟与表达,为实现可持续消耗模式及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提供参考。     

不同利用强度下草地植物物种多样性变化——以正镶白旗典型温性草原区为例

采用植被群落调查方法,对位于蒙古高原东南缘的内蒙古自治区正镶白旗典型草原区开展了野外综合考察。基于调查数据,结合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LUCC)数据,计算分析了不同利用强度下的草地植物物种数、群落α多样性以及群落β多样性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草地植物的物种数量是随着利用强度增强而逐渐降低的;但禾本科和杂草类植物数量呈现出先减少后增加再减少的变化趋势、菊科植物则呈现出持续下降的变化规律;豆科植物则呈现出现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规律。在生态工程区域,无论是物种总数不同科目物种数量均是最少的;②物种重要值的分布特征是:羊草、克氏针茅等建群种在背景样地中最高、随着利用强度的增加,其重要性逐渐降低,而伴生种、杂类草的重要值逐渐升高。在生态工程区,羊草的优质牧草物种重要值是最高的;③总体上,研究区草地植物群落α多样性在轻度与中度利用样方中较高,背景样方次之,重度利用样方中最低。而生态工程区,其各个指数均则介于轻度、中度利用与背景样地之间;④群落相似度指数在轻度与中度利用草地样地最高、说明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而生态工程区与背景样地相似度指数较高,说明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     

基于模糊线性规划模型的水-土-作物系统优化配置研究

为了进一步对陕西省蒲东灌区农业的规划发展,本文将线性规划模型和模糊优化模型应用到灌区土地-水-作物系统的规划和管理之中。该模型用于优化经济效益、作物产量和劳动力的利用,并寻求相关作物种植模式和对土地,水,肥和劳动力利用下农业系统的优化配置。根据研究区域情况,决定采用线性规划模型的三个目标函数输出数据作为模糊规划模型的约束条件,在模糊目标和模糊约束的模糊环境下,取得模糊优化模型的最优解方案。这些非结构化的模型能够很好的将地表水资源和地下水资源有效地联合利用。此外,对灌区农业系统优化配置后的净效益进行了对比评价。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多目标模糊线性规划管理模型应用到农业系统土地-水-作物的优化配置中是可行的,合理地分配土地和水资源,提高了作物产量和净效益。     

傈僳族垂直农业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以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县同乐村为例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叶枝镇同乐村是澜沧江流域典型的傈僳族村寨,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生态文化村。同乐村的傈僳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根据海拔差异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垂直农业系统。该系统最大程度的利用了自然资源,保证了本民族的基本生活需要。本文应用生态人类学的适应理论,利用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等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对同乐村傈僳族的垂直农业系统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傈僳族对生态环境的适应不仅表现在最大程度的利用自然资源,而且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文化体系。但随着滇西北经济社会的发展,同乐村傈僳族垂直农业系统和传统文化体系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只有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垂直农业系统及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同步进行,走一条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都市郊区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农户土地利用机会成本分析

土地整理作为一项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事业,要获得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得到广大农民的参与和支持。本文结合北京郊区区县土地整理前后农户土地利用状况的调研,探讨了当前城市化过程中,城郊农户面临的土地发展权让渡机会成本、经营方式选择机会成本和就业选择机会成本,以期为土地开发整理工作的推进和落实提供相关政策建议和参考。结论认为：①土地开发整理在发挥增加耕地面积、提高耕地等级等正效益的同时,所导致的土地利用方式单一和转用、经营限制正使农户承担着较多的机会成本;②土地发展权让渡机会成本和经营方式选择机会成本是农户选择权受到制度限制而造成的,其本质是土地开发整理这一公共产品社会成本的转嫁,而非农就业机会造成的耕地利用率低则是农户作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③合理的发展权补偿、整理后土地利用经营方式的灵活选择和农产品公共物品补贴是提升都市郊区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实施效益的关键。     

2001 年至2010 年三峡库区重庆段植被活动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2001年-2010年的MODIS陆地产品MODl3A3NDVI数据对三峡库区重庆段近10年来的植被生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三峡库区重庆段东部、中南部中高山区NDVI较高,西部川东平行岭谷区,长江干流及其支流谷地NDVI较低;地形和人类建设活动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②近10年来三峡库区重庆段植被活动总体上呈逐渐增强的趋势;③研究区植被活动出现极化的趋势,植被稀疏的区域植被活动进一步减小,植被茂密的区域植被活动保持稳定或增强,夏季最为明显;（D研究区6种植被类型中,阔叶林的NDVI最高,为0．6904;水生植被的NDVI最低,为0．5710。草甸和灌丛、灌草丛两种植被类型增长最为迅速,分别为0．6％和0．48％;⑤地形、坡度和地形起伏度是影响三峡库区重庆段植被生长状况最为重要的因素,三个因素从根本上决定了植被的空间分布与变化轨迹。其中,地形起伏是坡度与地形起伏度形成的充分条件,成为最根本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同时,人类活动已经成为该区植被退化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