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爱情悲剧根源探析

《伤逝》是鲁迅的名篇,对子君与涓生的爱情悲剧,历来多有研究,但至今仍众说纷纭。考察《伤逝》的内容,子君一涓生二人爱情观的差异是这一爱情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     

文人和驴

人类驯化驴子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的记载是《史记》。然而,把文人和驴子连在一起,则见于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第十七》,据载:“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好驴鸣”在今人看来是一种怪诞行为,却是魏晋名士“风度”的真实体现。     

从《伤逝》看鲁迅的婚恋观

《伤逝》作为鲁迅小说中惟一的爱情小说，自发表以来备受关注，人们对它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诠释，集中落脚在“女性经济独立”和“鲁迅对生命中的两个女人（许广平和朱安）的心灵感观”这两个方面上。而在本文中，笔者拟从分析文本的“爱情形态”来寻找文本新的意义所在。     

妇女解放的出路何在

《伤逝》和《寒夜》写的都是从封建包办婚姻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的男女,最终却仍然没能逃脱悲剧收场的厄运.单从这个角度看,这两部作品比同时代大量的以争取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的启蒙思想为主题的作品显得更加深刻.     

启蒙神话、命运悖论与现代知识分子的遭遇——关于《伤逝》与《寒夜》的笔谈——现实生活的情感投影

鲁迅和巴金在创作《伤逝》和《寒夜》的时候都处在尽情享受幸福甜蜜的爱情婚姻时期。这是这两篇小说共同的创作主体背景。二者又都控诉了黑暗腐朽的旧社会，并刻画了挣扎在丑恶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无论是子君，还是汪文宣，都没有摆脱死亡的命运。尽管他们的愿望都是卑微的，一个仅仅要求拥有自己的家庭，维持一份爱情，另一个仅仅要求为妻子、孩子和母亲提供生活的最低保证，但在那时却无法实现。对旧社会的揭露和诅咒是两篇小说的创作重心。当然，仅仅这样还流于一般。这两篇小说的重要性主要还在于它们不约而同地对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和人性弱点进行了勘察。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的悲剧命运也暴露了他们自身的性格缺失。《伤逝》中的子君在与涓生同居后即淹没在平庸琐碎的日常家务中，逐渐使他们的爱情枯萎，涓生则不计后果地把无爱的真实推给对方，直接导致了子君的死亡；《寒夜》中的曾树生只顾自己的自由和享受，在丈夫生病的过程中没有尽到做妻子的责任，而汪文宣，作为深爱妻子和母亲的丈夫和儿子，被婆媳之间无休止的战争和现实生活的重负压垮，他表现出来的懦弱和无能也是让人又怜又恨的。     

启蒙神话、命运悖论与现代知识分子的遭遇——关于《伤逝》与《寒夜》的笔谈——理想追寻的错层与断裂

就广义而言，鲁迅的《伤逝》、巴金的《寒夜》主人公均为知识分子，从时间上看后者可谓前者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两个知识分子家庭都从最初的甜蜜走向了分崩离析。其悲剧的根源是处于不同层面的知识分子在梦想上的分歧与变化，两部作品的不谋而合实则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彼此梦想的误读，渗透着作者对知识分子无法建立自己的理想家园的思考。     

反抗与认同——比较《伤逝》与《相爱的日子》

鲁迅的《伤逝》和毕飞宇的《相爱的日子》都是描写时代青年恋爱生活的优秀短篇小说,它们具有相同的情节模式,揭示的问题也具有相似性,不同的是,前者意在反抗绝望,后者则是认同现实。     

爱的现代性特征——论《伤逝》

鲁迅的《伤逝》实际上讲的是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无论涓生和子君自身有什么样的缺点,他们的行为却完全是依照一种现代性的婚姻伦理道德进行的,那就是,现代性的婚姻是以婚姻中的双方对彼此爱情的存在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他们的结合是因为有爱情,同样,他们的分离是因为爱情的消失。而非理性、易逝性和不稳定性是现代爱情的基本特征。     

女性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觉醒后的困惑--《伤逝》与《寒夜》女主人公比较

《伤逝》和《寒夜》的女主人公都为了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而女性主体自我意识得到了觉醒,但觉醒后是继续前进还是固步自封?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笔者试从两位女主人公女性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觉醒后的困惑来解读这两个相隔21年的文章。     

论《玉君》与《伤逝》之间的关联

一篇被人遗忘在角落的《玉君》,一篇被人们过度阐释的《伤逝》;两者之间无论在关注五四时期知识女性的出路的主题方面,还是主要人物形象的刻画方面,以及限制叙事角度的选用等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可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