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君主”阐释

中国古代思想家与史学家,对君主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两汉学人在先秦诸子思想的基础上,从君主的内涵、称号、治道等方面,明确论证一统尊君与君国一体的国家观,对君主的本质及其作用进行思考,呈现出君主集权的意义,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君主论特点。     

是立宪君主制还是“君主立宪制”

英国是近代最早实行立宪君主制的国家,其政体对许多国家的政体影响巨大。立宪君主制（constitutional monarchy）与专制君主制（autocraticmonarchy）相对立,是指在议会立法限制下的有限君主制;目前国内多数教科书或工具书仍用“君主立宪制”旧译。此译法不妥,因并非君主“立宪”而是议会制定法律限制君主权力。“君主立宪制”易产生由君主制定法律的误解,不宜采用。     

伏尔泰与《赵氏孤儿》

伏尔泰（1694-1778年）法国18世纪启蒙时代的巨匠和旗手。他强调人的生而平等的自由权利,反对君主专制,抨击天主教会,并与天主教会和专制王权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曾两次被投入巴士底狱,1726年驱逐出境,大半生在国外过着流亡生活。     

论韩非的法治理论中对君主的限制

韩非法治理论中对君主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尊君有其理论和现实的原因,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为了天下民氓的利益;要求君主遵守法治的原则。     

现代君主与有机知识分子——论瞿秋白、葛兰西与“领袖权”理论的形成

文化研究的教科书一般都会把“领袖权”（“领袖权”是瞿秋白对Hegemony一词的译法）概念挂在葛兰西的名下,彷佛这个重要的理论术语是这位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个人发明。类似的简化叙述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领袖权”其实是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多次的政治辩论中共同采用和铸造的理论术语。本文尝试重新考察瞿秋白（1899-1935）和葛兰西（1891—1937）二人对“领袖权”一词的诠释和用法,并进而勾勒出“领袖权”的理论形构与20世纪初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之间具体的历史联系。本文最终希望透过对瞿秋白和葛兰西案例的分析和探讨,具体回应以下几个问题：在布尔什维主义和共产国际的理论论述和政治实践中,20世纪初的左翼政治理论是按照怎样的轨迹建构成形的？现代知识分子面对左翼革命政治实践对他们的种种要求,他们面,临的究竟是怎样的具体政治处境？在这种具体的政治境况中,他们究竟如何重新部署和调动自己的欲望和情感,藉此回应当下政治处境向他们提出的历史任务和政治责任？     

试卷讲评：评出人情味

即使是高考语试卷，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何况平时的试卷，从答案到试题，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瑕疵。在讲评试卷时，如果把参考答案当作“最高指示”，动辄“答案如是说”，一厢情愿地强迫学生被动接受，这样只会束缚学生的思维，扼杀学生的创造力，压抑学生的个性，多么残忍!这可以说是教育专制。因此，试卷讲评课要评出人情味。     

联省自治缘起探析

20年代初的联省自治运动根源于清末民实资产阶段倡导的联邦思想，它既是民元以来资产阶段同军阀专制势力斗争的结果，又是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希望重建民主政制的要求。     

班级自治文化建设初探

班级管理是一项极为复杂的育人活动，其境界与品位主要取决于班级文化的经营与打造。有的班级管理追求的是“管”——把学生管得一丝不苟，把班级管得风平浪静。这种管理，营造的是一种专制文化。有的班级管理追求的则是“理”——帮助学生理清自我管理的头绪，理清自主发展的思路。这种管理，建设的是一种自治文化。     

梁启超为什么放弃美式共和方案

梁启超曾极力鼓吹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在中国建立美式共和政体,后又转而主张“开明专制”。原因有三:康有为、黄遵宪等师友之劝诫;赴美国考察共和政体的优劣,对照中国国情,从思想上认识到美式共和不适合中国;在理论上对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等人的理论进行了探索,动摇了革命共和观念。粱启超的主张虽变,但在追求民主宪政的目的上并没有实质性变化。以“流质多变”、“保皇”、“倒退”等相责,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君主驾驭臣下的手段

历代君主多会重用一些佞臣。他们有这种需要。武则天干了不少好事,但也重用了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酷吏。索元礼冤杀数千人。来俊臣发明了“请君入瓮”,酷刑逼供,冤杀一千多人。周兴也陷害过数千人。凭武则天的聪明能看不出其中的“冤假错案”?如果她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最后又把这三个爪牙统统处死了?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