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演绎英雄与魔鬼的人

这个小家伙出生在一个操纵皇帝的当朝宰相之家,长兄生定是未来家业的继承者,而他,一个不被父母重视的、拖着两条鼻涕的丑孩子,自然成为家里所有人都可以欺负的对象。据野史演绎,有一次,他那身为大将军的哥哥耀武扬威地带着一帮人从路上呼啸而过,人群中有个相面的说道:     

从《金石萃编》卷30《敬史君碑》看东魏、北齐的僧官制度

《金石萃编》卷30《敬史君碑》反映了东魏、北齐的僧官制度，它不仅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僧官名称：中央僧官沙门统、州级僧官“都统”、郡级僧官“郡维那”、县级僧官“县维那”、寺中僧官“寺主”和“法师”不误，而且碑文补文献记载之不足，每州的“僧官”、“沙门都”的设置都不止一人，州级设有僧官“大律师”。州郡也设有僧官“都维那”，各寺均设有法师。     

北周外交二三题

北周外交有三个组成部分,即北周与陈、北周与北齐、北周与缘边诸族间的外交.其中北周与陈朝的外交关系为其外交工作的重点.与缘边诸族间的外交关系,则为其外交工作的重要补充.与北齐的外交关系,则比较特殊,更近乎一种外交上的欺骗手段.     

东西魏玉壁之战研究

东、西魏玉壁之战，在南北朝史及其战争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南北朝后期的历史走向，为日后中国古代第二次大统一奠定了基础。本文系首次完成玉壁之战古战场野外考察后的研究报告。     

北齐“乐府新声”及其文学意义

北齐中后期,通过帝王带动,经由西域乐工和帝侧文臣的努力,制作出一批乐府新声,以西域鼓吹乐器伴奏,少数曲调配有文辞;多数曲调仅为胡吹乐曲,并无固定的文辞相配。这两种乐曲的音乐性都要强于文学性,而唐人皆称邺下新声。其后又传入隋唐,影响两朝的雅乐、俗乐和歌诗。从本质上说,这是一批不同于拟乐府的抒情性、娱乐性的北朝乐歌。在提供声情享受的同时,也引发出与之匹配的诗歌创作,创造了乐府诗的新品种。而从文学史上看,也构成北朝乐府文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乐府文学史上不太为人知的重要侧面。     

从东魏墓志看《汉语大词典》始见例

《汉语大词典》一些词条的始见用例,比实际出现的时代晚,从而给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带来了困难,有必要将这些例证推前。而墓志对于研究汉语词语的演变有着重要的意义,已经从长期以来偏于史料价值的研究日渐转为兼顾其语料价值的研究。本文利用东魏墓志中的中古汉语语料对《汉语大词典》始见用例予以补证。     

东魏北齐邺京部行里坊与网格化管理

东魏北齐邺京的网格化管理与其城制高度契合、统一,并影响东亚各国都城。其网格化管理是一种层级纲目网格系统,按地块区划分级管理,设部、行、里、坊四级,各置官守,分掌城市治安、道路交通、户籍、课役、农桑、奸盗防止等。古籍、墓志资料所见邺京六行、五十五里(包括城外)、九坊,反映了邺京网格化管理史实片断,由此史实片断可以观察到古人在天人理念指导下,将城制规划设计、城市建设与管理编织在一个系统内,形成有机整体,而且各有礼制可循,故都城建筑乱象少,城市社会超强稳定。都城管理又与外部环境相融合,由此确立都城"首善之区"的地位与作用。     

山西沁源五处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2021年1月和4月,山西大学考古系对长治市沁源县韩家窑摩崖造像、社科摩崖造像、马刨泉摩崖造像、康家庄摩崖造像、渣滩摩崖造像五处摩崖造像进行了调查。这些摩崖造像中,主要题材为一佛二弟子,另有两龛立佛和两龛菩萨造像。摩崖造像共留存有题记十二处,其中纪年题记有北齐“武平五年”三处、“天保七年”“天保九年”各一处,隋“大业三年”两处,唐“中和三年”纪年一处。根据造像风格与题记,可知五处摩崖造像主要开凿于北齐至隋代,唐代续凿两龛。这些摩崖造像为研究晋东南地区沁河流域北朝晚期至隋代佛教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     

苏州城门

公元前514年,伍子胥受吴王之命建阖闾大城,周长四十七里。动工之初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通门二八,水道陆衢”（《吴都赋》）,建水、陆城门各八座,“西阊、胥二门,南盘、蛇二门,东娄、匠二门,北齐、平二门”（图1）。“陆门八,以象天之八风;水门八,以法地之八聪”。“二八城门开道路,     

关于北齐北周反汉化问题的认识

本文对北齐、北周时期的推行胡化反对汉化政策进行了仔细的分析,认为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胡化”不是“反汉化”的逆流,北齐、北周统治者为了稳固地立足于中原,他们都要在“胡化”的前提下,走“汉化”之路。“胡化”在这里已不是本性使然,而是为了维护其特权地位,“汉化”是为了适应封建制的发展,从而巩固其统治地位。“胡化”和“汉化”是这两个政权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胡化”的本质是走“汉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