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图书馆史学术研讨会征集论文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图书史、图书馆史和图书馆学术史研究的发展，繁荣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图书馆史研究专业委员会，拟于今年下半年于“山城”重庆，与第三军医大学图书馆联合举办“第一届图书馆史学术研讨会”。敬请广大图书馆史研究爱好者和专家学者踊跃投稿，参加本次盛会。     

胡乔木对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多年来,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我国的出版工作取得了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广大出版工作者辛勤努力取得的。在这个历史时期内,曾担任领导出版工作的党的领导人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在众多的出版战线上的领导人中,胡乔木同志是一位杰出的代表。胡乔木(1912~1992年),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新中国成立之始,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     

范文澜、吴晗关于点校“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给毛泽东的信

1953年,毛泽东委托范文澜、吴晗组织整理、标点《资治通鉴》。1956年,《资治通鉴》点校本由古籍出版社出版后,毛泽东反复阅读、浓圈密点、作批写注,共达3000余处。①1958年,毛泽东又指示点校“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当年9月13日下午,范文澜、吴晗邀约尹达、侯外庐、金灿然、张思俊商讨此事。会后,范文澜、吴晗联名于10月6日给毛泽东写信:主席:关于标点前四史的工作,已遵示约同各方面有关同志讨论并布置,决定于明年十月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其余二十一史及杨守敬历史地图改绘工作,也作了安排…     

胡乔木有关编辑出版工作的三封信

一、致王子野②(1964年3月26日)二十四日来信和《走廊》一期已收阅。我非常满意地读了吴国英同志的文章,③并为他的这种认真负责、不怕困难和麻烦、不盲从外国或权威的精神所深深感动。这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在编辑工作中的体现。当然,他的工作中还有没有解决的问题,仍应争取外援,全部解决,如仍有不尽妥善的地方也还要加以校正。总之,我很希望他的这种精神能够为所有编辑工作者在整个编辑工作中所学习,而不限于对中央所指定要学习的经典著作。④我更希望所有著书、编书、译书的同志们也能学习这种精神,有了这种…     

郑振铎与三家出版社的故事

郑振铎与三家出版社有几个小故事,鲜为人知。朴社被人提及,大多是与顾颉刚先生联系在一起的。顾先生曾经在《古史辨·自序》说过,“商务印书馆中固然待我并不苛刻,但我总觉得一天的主要时间为馆务牺牲掉了未免可惜。我不是教育家,并不应编教科书;馆中未尝许我作专门的研究,又如何教我作无本的著述”。“只希望著述上可以立足的人得终身于著述,不受资本家的压制,社会上的摧残”,“我们所近情的唯有纸笔,所以要在书籍一方面做事业”。也就有了顾先生竭尽心血创办与维持的朴社。但是,朴社最早的创办者却是郑振铎先生。在商务工作的时候,郑先生…     

孙伏园写挽联

孙伏园(1894~1966年)是鲁迅的学生和朋友。曾主编北京《晨报》副刊,发表鲁迅的《阿Q正传》。1924年与鲁迅等发起成立语丝社,出版《语丝》周刊。与鲁迅有多年的编、著往来,过从甚密,著有《鲁迅先生二三事》。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孙伏园十分悲痛,以鲁迅著译作品及所主编的刊物名称撰成挽联:“踏《莽原》,刈《野草》,《热风》《奔流》,一生《呐喊》;痛《毁灭》,叹《而已》,《十月》噩耗,万众《彷徨》。”寄托哀思。孙伏园写挽联     

名人文坛趣事

“站着写作”著名作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海明威,治学态度十分严谨。《永别了武器》的最后一页,曾修改了30多遍,直到他认为简洁明了为止。《老人与海》的手稿,也修改了近200遍才放心地拿去付印。有位记者问海明威:“你的小说为什么写得那么简洁?”他回答说:“我的秘诀很简单。我是站着写作,而且只用一只脚站着。”他解释说:采取这种姿势,使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逼得自己把文章写得言简意赅,免得读者费时读我的文章。“愿做中间派”当年,陈毅同志在与一些报刊接触中,平易近人,十分谦逊。他每次寄稿总是要求编辑严格地“按质论处”,不以“官职…     

晚清报纸上的秋瑾之死

晚清近代化报刊的出现对于建构现代国家的作用，可以从许多方面论说。1907年7月15日秋瑾之死在当时报纸上引发的巨大反响，即是演绎得淋漓尽致的一种。     

“中研院”院长背后的博弈

“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时期中国科学、文化研究的最高机构，其院长当然应为学者，而不能是与学术无关的纯官员；     

虚假新闻社会成因浅析

虚假新闻是国内外传媒界的痼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媒体的打假活动，从1947年《晋绥日报》反“客里空”运动算起，历经半个多世纪，至今仍然禁而不绝。在党的新闻事业史上，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反对虚假新闻的运动，一次是在20世纪40年代下半叶，在我党领导的解放区；一次是在80年代初，粉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之后的拨乱反正时期。21世纪初，在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进的过程中，鱼龙混杂，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媒体刊播的假新闻也成了灾。近年来造成很坏影响的虚假新闻包括：“女记与‘狼’共穴61天”、“中国啤酒甲醛风波”、“郑州百余男女持械群殴警察鸣枪示警八次”等，有的无中生有，有的千奇百怪，令人瞠目结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