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因书名,书为人著--记吴道弘先生及其近作<书旅集》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缘,我得以和吴道弘先生相识.2002年的金秋十月,我与一位长辈去北京出差,这位长辈是从事出版史研究的学者,因有一本新著将要付梓,想请吴道弘先生作序,就带我一同去拜访.我是出道才不久的新人,并不知道吴先生是出版界的老前辈,如果知道这些,是难免会有些紧张和拘谨的.因为事先不知道,所以就大大方方地去了,不但享用了清茶、水果,因为带了照相机,还与吴先生合了影.最意外的收获是,吴先生送给我们每人一本他的新著<书旅集>,这本书是最近才出版的,书页上还弥漫着墨香.在送给我的书的扉页上,吴先生还写了寄语、题了名.     

钱存训与中外图书、图书馆交流

钱存训在中、美图书馆界长期工作。抗日战争初保护国家典籍有功。1947年赴美后为建设东亚图书馆作出很大贡献。著作颇丰，在图书史、印刷史方面造诣尤深。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传钞部的特色服务

论文主要论述了半个世纪前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传钞部的特色服务，以及传钞部的兴亡。     

论晚清的新闻管理

新闻舆论管理是国家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最能体现新闻管理水平的，是要有一套适合国情的新闻法制体系。鸦片战争以前，清朝的新闻传播机构分为官报和民间报纸。官报主要是政府设立的官报房出版的邸钞，官报的发行，要经过三个环节：通政使司、六科和提塘。通政使司收受官僚题奏。明降谕旨和经皇帝允许下发的臣僚题奏，送达六科，由六科公开发抄，再由各省在京提塘抄录传送到各地。     

陈伯吹谈儿童书局的信

陈伯吹是著名的儿童文学家,也是位资深的编辑专家。由于我和他同在奉贤柘林五七干校劳动,我又是受到全干校批判的名震一时的人物,所以他是知道我的。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编辑《上海抗战文学丛书》时,编辑和出版了他的《魔鬼吞下了轰弹——上海》一书,后来又为编纂《中国作家自述》,请他撰写自述和提供照片,所以常有交往。     

《天演论》、年鉴及其他

晚清有一批出版人,对国家民族复兴作出了贡献。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前贤。发掘、研究历史当然是为了今天的现实,历史是不会重复的,所以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应该说不是照抄他们的具体做法,而是学习他们以出版作武器贡献自身于民族复兴的精神。高山仰止,他们贡献了终生,我们将学习终生。     

关于《文艺谈》

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开成立大会,到会廿一人。我父亲是十二个发起人之一,他没到会,躲在甪直一门心思作新诗。其中一首是受了我的触发,我认为是他最好的一首教育诗,题目是《成功的喜悦》:     

中国年鉴近百年——《中国年鉴史料》前言

年鉴是集数据、文献、情报、资料为一体的多元化信息载体,对于了解、研究和促进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事业的发展,具有多功能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年鉴出版事业蓬勃发展,在国家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我国出版业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谈《世界图书》前身和出版背景

《出版史料》2003年第4期发表李传新的文章,称赞已于1994年停刊的《世界图书》杂志是读者向往的一扇窗,介绍这本杂志的前身是《国外书讯》,于1972年试刊,出至1979年9月,以后用《世界图书》刊名延续出版。这篇文字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这里谈谈我所了解有关《世界图书》前身的一些情况和背景,作为对李文的一点补充。据现有手头资料和当时参与编刊工作的吴仁勇同志介绍,在《世界图书》前身《国外书讯》之前,还曾出版过《国际图书通讯》和《进口业务通讯》,也可以说是《世界图书》前身的前身了。由于一些原因,《国外书讯》之后还用过《参考文摘》和《国外科技书讯》的刊名。     

话说我国首部从西班牙文翻译的《堂吉诃德》

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迄今已有三十多种不同文字的译本。就中译本而言,最早的当数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两卷本《魔侠传》,此后,还出版过傅东华、伍实、刘云、常枫等人多种不同形式和不同书名的译本;不过这些译本都是从英文转译的,直到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