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术交往对乾嘉学者学术声望显隐之影响——以钱大昕、赵翼、章学诚、崔述为例

乾嘉时期,学者们很重视彼此间的学术交往,其交往范围包括学界名人师长、学友及门生.学者们就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各抒己见,相互切磋,从而有力地推动着学术的进步.这种学术交流对学者的学术声望有着巨大影响.学者所融入的学术交流网络越大、辐射范围越广,其学术声望也愈加显扬.反之,则往往默默无闻.在影响学者学术交往的诸多因素中,学者的个性爱好、交往能力以及所研究学术问题是否合乎时尚,起着关键作用.     

两晋之际石勒集团的进取策略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羯人石勒乘机起兵反晋。他根据当时北方城邑残破,民户多结坞而居的情况,适时地采取了流动作战的方针。石勒不经营城镇,主要通过征服坞壁来获取物资和兵员上的补给,这使得石勒能在资源匮乏、户口流散的乱世中迅速发展壮大。永嘉六年,当其南下建国之谋再度受挫后,石勒率部北返,定都襄国。从此,石勒一改流动作战的方针,着力于地方基层统治秩序的恢复,最终力克强敌,实现了一统北方的雄图霸业。     

论明清之际的时事剧

时事剧是以现时的重大政治事件为题材的戏剧作品,它具有时效性、轰动性、真实性等艺术特点,是明清之际动荡社会的特殊产物.     

百泉书院与元初中原文化的复兴

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场所,具有学术研究、传播文化、针砭时政的功能。创建于后周广顺元年(951年)的百泉书院,是我国古代创办的存续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一所书院,是宋元明清时期具有全国性规模的文化教育中心。北宋时期,邵雍曾在此创建了百源之学,百泉书院成为理学的发祥地之一。在战乱频繁的宋元之际,百泉书院成为理学复兴的教育中心,开创了理学风行全国的局面,促使理学的官方正统地位得以确立。明清更替之际,百泉书院又成为全国规模的理学反思和批判的中心,主导了理学向实学发展的方向。由于百泉书院在宋明理学的发展和传播中具有重要地位,所以研究百泉书院,对于进一步发掘传统文化遗产、承继优秀文明成果、促进和谐社会的创建具有重要意义。     

天授者何?章学诚的神秘体验与性情论阐发

章学诚的个人回忆中有一段神秘的“天授”经历,在这一神秘体验的背后隐藏的是章学诚对性情论的重视。透过这一富有神秘色彩的“天授”经历,性情的重要性被提升至天授于人的高度。性情是每个学者内在的直观性的体现,应自由发挥而非被世俗世风所裹挟。在极度重视客观实证主义的乾嘉考据学时代,如何达到学、性、情三者的和谐统一,不为纯智识主义压制而丧失个人主体性的发挥,避免学者沦为纯粹考据的机器,成为章学诚反思的重点。性情论对于今日反思绝对的客观实证主义,重拾史学的人文性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内家拳搏斗的真正意义

内家拳应该是近三百年才出现的武术用辞,最早被引用于清初大儒黄宗羲及其子黄百家对王征南拳技之评语。黄宗羲（1610-1695年）是明清之际的经学大师,康熙八年（1669年）,他为这位武术家朋友撰写《王征南墓志铭》,不同凡响,后世拳家据此而多有开发。     

易代之际地方笔记的苏州文人书写与文化精神——以《吴中故语》《觚剩》《苏州五奇人传》为中心

《吴中故语》《觚剩》和《苏州五奇人传》三部作品的作者都是苏州文人,有着相似的书写意图、书写内容与文化内涵。三部作品都将书写的重点放在易代之际的地方史实与人物上,都用大量的笔墨对苏州文人在易代之际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情感进行了细致的描绘,这些描绘对深入探究易代之际苏州文人的心路历程、进一步考察传统苏州文人的精神风貌有着独特的价值。     

明清之际的女性词人

<正>一序论"词衰于明",这几乎是研究词与词史之人的一个普遍共识。即如刘毓盤之《词史》,就曾写有专章,题曰"论明人词之不振"①。吴梅之《词学通论》亦以为"词至明代可谓中衰之期"②,至于王易之《词曲史》,则直指明词为"入病"③。但是就在这种认明词为衰落的普遍观念中,我们却应注意到在词之发展史中与此恰好相反的另一现象,那就是如果换一个性别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明代却正是女性     

晋宋之际的政局与高门士族的动向

晋宋之际,高门士族的动向以义熙八年为界。此前,他们仍在“门阀政治”的观念下从事政治活动,二刘之争即隐含着高门士族利用时局恢复“门阀政治”的因素在内。义熙八年刘裕独掌大权后。高门士族接受最高统治者权威统治的政治格局,转向关注权力分配。在权力危机面前,部分高门子弟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进取心,背离了该阶层历来标榜的“素退”的精神风貌。更重要的是,激化了的权力竞争关系削弱了高门士族在政治上的一致性,从而使“门阀政治”的成立条件彻底丧失。     

《老子指归》与两汉之际“道”观念的新变化

两汉之际＂道＂之观念出现了新的变化,即＂道＂向万物靠近的趋向,而促使这一趋势得以可能的原因在于作为＂道＂之分身的＂一＂的出现,而＂一＂的出现又加速了＂道＂万物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