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的江南女子教育及启示——以袁枚女子教育为例

乾嘉时期,在江南地区形成了中国古代女子教育的高峰,而这一现象的产生是由袁枚所推动。袁枚,又称随园老人,清代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作为乾嘉三大家之一的他,除了在政治、文艺方面的贡献外,不受世俗眼光的限制,坚持"有教无类",使很多女弟子和文学作品流传于世,形成中国古代女子教育文化的高峰。以随园老人开展的女教为例,探索这一时期江南女子教育的发展原因,对其使用的教学方法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现代教育提出几点思考。     

袁华与元明之际名士交游考

袁华是元末明初的诗人,其诗典雅有法,在易代之际诗坛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袁华一生仕履不显,但与名士往来颇多,主要有张雨、倪瓒、顾瑛、谢应芳等,从交游中可以窥见其诗学渊源、才能品质、生活方式与心态变化。袁华与众多诗书画家优游往来,代表了元末明初处于政治边缘或高压下文人的普遍生活状态,而其又潜心著述并热衷社会风化,证明其内心深处,仍没有放弃儒家传统的责任感。     

论江左军府府佐兼带郡(县)职及行府州事——晋宋之际国家官爵制度上的变化之一

晋宋之际,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出现了一种新变化,即军府府佐兼带统属郡(县)职(尤其是首郡)以及行府州事现象的大量出现,并逐渐有制度化发展的趋势.京口北府集团凭借军功取得对国家方镇的控制,主导了国家政治生活,可是,因为生活教育背景的不同,他们不具备或者缺乏对国家行政事务进行有效管理的经验和才能,这直接促使行政体制发生变化来弥补和适应这种地方管理上的不足,富有经验和能力的高门士族成员因此被选拔出来任职于方镇军府的府佐并兼带统属郡(县)职甚至代行府州事.这种管理方式是在晋宋之际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为以京口北府集团为代表的"武"势力(军功武力)与高门士族为代表的"文"势力之间的合作创造了一个极为有效的发展平台,使得他们长短互补,相互为用,方镇乃至整个国家也得以正常有效运转.     

王琳附齐与陈霸先立国——兼论梁陈之际江南土豪的兴起

关于陈之立国,学者们多关注陈霸先与王僧辩、北齐势力间的纠葛,却鲜有人涉及王琳在陈氏立国道路中的意义.王琳实力盛极一时,他勾结北齐,两次挥兵东下,与陈氏相抗礼,尤其是王、陈的两度交锋:"江州之争"、"芜湖之战",更说明陈氏得以击走王琳,建立并巩固其新生政权,与其赢得南方土著阶层,特别是其上层代表土豪洞主的支持有莫大关系.     

明清之际传教士东来之历史背景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东来有着深刻的背景。首先是基督教本身有着普世化要求;其次是新教改革运动给天主教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最后是欧洲近代科技和地理大发现为其提供了实现之可能。在这些背景之下,耶稣会士大举东来。而在其宣传平等、博爱的口号下,隐含着其优越心态和侵略之情绪。     

抗日航空烈士吕基淳与父兄的家书

<正>国家危难之际,民族大义面前,中国空军飞行员把一腔热血甚至年轻的生命熔铸成永恒的丰碑。一封封饱含深情的家书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他们对挚亲的深情厚谊,更看到了他们在民族大义前的碧血忠魂。"总算不白学一场空军,就算牺牲了也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国家。"这是抗日航空烈士吕基淳写给哥哥吕基湛的话。吕基淳(1914.3.21—1938.2.18),河北省景县人。     

左纬交游及诗学考论

黄岩人左纬是北宋后期的诗人。钱锺书《宋诗选注》曾选其诗,后又删去。左纬的诗歌产生于禁抑元祐学术、政和禁诗赋,以及江西诗派流行、东南温台地域诗风等多重背景中,反映了两宋之际的诗风演变。黄裳等多位名家为其诗集作序跋,肯定其成就,并指出其渊源。左纬曾游历邻郡温州,与许景衡等温州学者关系密切。左诗受元祐至政和、宣和整体风气的影响,但能够自立,以、意、理、趣论诗,创作上有一定的成就,其清新自然的风格对南宋诗人有影响。     

晚清经世致用思想与翻译出版

晚清的翻译出版是我国出版翻译史上的第三次高潮,这次高潮与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出版、明清之际的科学翻译出版不同,它是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历史进程的写照.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在国家深陷危难之际,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突出表现为吸收西方文化经世致用思想,从而使晚清的翻译出版选题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阮籍的审美心态与玄学化人生

学术思潮的变迁莫剧于汉晋之际,其表现主要为经学的衰落与玄学的兴起。虽然那个时代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突出的表现就是将崇尚社会功用的儒家学说同强调个体人格的道家学说结合起来,提出了理想的圣人人格形象。人们主体意识的增强,引起了文学价值观念的变化。     

试论唐宋之际游方道士入城

唐宋之际,游方道士大量进入城市,在地域的分布上,主要表现为江淮流域城市、岭南城市以及北方一些大城市。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唐宋之际城市数量的增多,城市商业、服务业的兴盛以及科举制的繁盛有着密切的关系。游方道士大量进入城市后,成为城市民众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重要依靠对象之一,在这一过程中,城市民众的信仰更加多元化了,而道教也因此更加贴近民众生活,世俗化的色彩更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