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蜀榷铁考辩

五代十国时期榷铁制度重新在后蜀兴起,源于当时后蜀政权所面临外来的军需供应压力,同时也与官营铸币、国家财政等财政内在因素有着密切关系,更与割据政权的定位有着本质联系。这一落后的禁榷制度随着北宋国家的统一与税制整合而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清代木匠索欠纠纷及其日常生活——以乾嘉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木匠作为“打工人”,是清代社会重要的群体,木匠手艺也是人们重要的谋生手段。清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档案,有关于木匠的纠纷多发生在债务的索欠方面。木匠往往在家工作,为乡民服务。木匠到外地谋生,开张木匠铺,也是流动性较大的职业。木匠既会与房东产生纠纷,也会与雇主和产品的买主发生纠纷。木匠师傅往往带徒或找帮手工作,他们之间也会发生纠纷。木匠与他人的交往中也会产生纠纷。中年木匠未婚者可能收入微薄,经济能力有限。木匠往往兼营农业。     

节与忠：明遗民对明清之江南女性殉节的书写

明清鼎革之际,江南地区战乱频仍,女性的生存状况急剧恶化。面对战乱,江南地区出现女性为保全贞节而大量自杀的现象。明遗民恪守民族意识和忠于明朝的理念,其故国之思、亡国之恨的遗民心态表露无遗,并成为其精神寄托与价值取向。他们通过对大量的江南地区女性死亡事件的记述,利用江南地区殉节女性的事迹,以“天地正义仅见于妇女”为论调,借女德以讽士,折射了亡国之际对于“节”与“忠”的思考,其最终目的是维持其政治伦理与道德价值。     

乾嘉"汉学"范畴演变的多维考察

＂汉学＂这一学术名词不是清代所独有的,它本身就有不同的内涵和较为清晰的历史演进过程。清初以惠栋为首的吴派汉学,乾嘉时期极盛的皖派、扬州派是当时汉学的主流,三派汉学研究各有其不同的范畴,同中有异。     

季羡林先生提倡“大国学”

98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前些天为《中国通史》题辞：“普及中国史,提倡大国学”。季老再次重申应提倡“大国学”,引起出版、学术、教育界的关注。季老倡导“大国学”。并非始于今日。五年多来,他虽然一直在病房休养治疗,却始终关注着社会上“重振国学”的热潮。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首任院长冯其庸先生曾专门到医院与季老交流看法,一致认为我们的“国学”应该是长期以来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广博、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而绝非乾嘉时期学者心目中以“汉学”、“宋学”为中心的“儒学”的代名词。     

守诚——传媒人素质思考之六

<中庸>云:"诚即真实无妄."明清之际王夫之把"诚"直接解释为"实有",用以说明物质世界的实在性,即"夫诚者,实有者也,前有所始,后有所终也.实有者,天下之公有也,有目所共见,有耳所共闻也."诚信自古就是核心道德之一,是做人的根本,也是新闻事业正常运行的道德基础.     

从多民族国家角度评价洪承畴——评《洪承畴传》修订本

王宏志的《洪承畴传》修订本,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洪承畴是明清之际的重要历史人物,也是一个有重大争议的历史人物,为他写传,对他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有助于读者了解洪承畴这个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以及了解他在明清之交真实的历史地位,还洪承畴以本来的历史面目。     

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地理学汉文西书的天主教化倾向

耶稣会士在明清之际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编译了不少地理学汉文西书,对中国地理学的近代化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在编译过程中始终不忘其传教士的本色,将这些西书不同程度地赋予天主教化色彩,以使目标读者,即居于中国社会上层的知识分子,通过西学的“自然真理”迈向宗教神学的“启示真理”。     

我心有主

《元史》里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宋元之际世道纷乱。学者许衡外出,天气炎热,口渴难忍。路边正好有棵梨树,行人都去摘梨止渴,唯有许衡不为所动。有人问：‘你为何不摘梨止渴？’许衡道：‘不是自己的梨．怎能乱摘？’那人笑其迂腐,日：‘世道如此,管它谁的梨呢？它已没有主人了。’许衡说：‘梨虽无主,但我心有主。”’     

钱大昕:大有功于宋史研究的乾嘉巨子

钱大昕在治学方法上提出著名的"三端"说,并将其运用于《宋史》考证,且创获颇多,称他为"考证《宋史》第一人",只怕是当之无愧的。他还开创了宋史研究的诸多领域,为后代学者所继承和发扬。钱大昕考订《宋史》的累累硕果至今仍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