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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萍 《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25(2):46-49
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后,表面上在中国已形成了统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转而希望以"政党政治"来钳制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从此,维护民主共和,反对独裁专制,成为民主革命的艰巨任务.黎元洪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只是一个温和的共和主义者,在错综复杂的新形势面前,对"倒戈反正"的袁世凯产生了幻想,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动力,与激进的革命派分道扬镳,从而被袁利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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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纯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长期以来,学界一般认为自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运动虽有经历高低起伏,但"革命"本身作为一种信仰,已拥有当然的合法性。揆诸史实,情况远非如此简单。辛亥革命结束后,国人"革命"情绪急遽消退,由竞言"革命",转为讳言"革命",以至忧心"革命"再起。"革命"形象的迅速负面化源于国人对"革命"的认知,也与旧官僚及立宪派的推波助澜密切相关,而革命党人未能挺身为"革命"辩护,加速了"革命"信仰的失落。革命前后国人对"革命"态度的强烈反差,说明"革命"尚未成为国人的"集体信仰"。在"二次革命"中,革命派已不得不为"革命"辩护;而在护国运动中,护国军非但不敢大张旗鼓地亮出"第三次革命"的旗号,相反,竟然声言起事非革命,乃为反袁氏复辟帝制制造革命,即为"革革命"。这些都说明,当时国人眼中的"革命"更多地还是类似于传统的改朝换代,故被许多人视为"暴力"、"破坏"的代名词,民国成立,其合法性亦不复存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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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丹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7(5):78-79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是当时的现实困境与理论贫乏造成的。从中国共产党的实力来讲,当时尚不具备夺取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可能性;从当时国共合作的实际来看,过分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可能会加速国共合作的破裂。共产国际也不支持中共夺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在革命前途问题上,陈独秀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要经过一长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才有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这一判断是陈独秀提出“二次革命论”的理论前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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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问题》2015,(4)
黄兴和孙中山一样,都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族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他们从1905年东京相识到1914年两情分手,其间共同合作达九年之久。在反封建斗争、争取民族独立、把中国建成一个民主共和国这一总目标,两人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斗争策略和进行方式上,诸如清廷推翻后推举袁世凯当总统、"宋案"真相查明后如何处理解决、"二次革命"失败原因及中华革命党的成立等问题上彼此意见严重分歧,终于从当初的"相见恨晚"到不得不"两情分手"。他们的矛盾分歧源于各自对当时中国国情的不同理解,折射了中国近代政党政治运作存在的缺失,民主革命政治理论的不成熟。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艰巨和复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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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文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
“二次革命”期间，与武昌革命党人矛盾的公开化是黎元洪与袁世凯勾结的契机，“军民分治”的出台是黎氏转变的先导，与激进的革命党对“宋案”的不同态度是黎氏反对“二次革命”的直接原因，而深层次的根源则在于厌乱思安的社会大气候。袁氏笼络黎氏的目的在于分化革命力量，黎氏倾向袁氏则希图藉此维持“共和国”的稳定和秩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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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熟村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3):1-5
汪精卫与孙中山等为共和立宪派,袁世凯父子与杨度等为君主立宪派。两派是矛盾的,对立的。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也是可以合作的。他们互相利用,迫使清帝退位,使袁世凯出任了总统。共和立宪派主张国家大权归于议会,君主立宪派主张大权归于总统,相持不下,于是又爆发了二次革命,说明两派最终还是不可调和的。汪精卫与袁世凯父子,既有恩的一面,怨的一面,也是不可避免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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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提出的关于革命发展的两个革命理论。两个革命理论分别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认识的不同阶段,二次革命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的革命观点,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在党经过艰苦的革命奋战并不断成熟的过程中发展创造的革命观点。这两个革命观点提出的背景亦有很大不同。本文从二者提出的时间上进行探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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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30年,主流话语少不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等宏大叙事。那么,在这场号称“二次革命”的伟大变革中,扮演着探索者、鼓励者、记录者、言说者、参与者角色的中国出版业,究竞走过了一个怎样的历程、怎样参与其中、留下了怎样的遗产？这应该是一个有题可谈、有料可爆、有史可录的有趣话题。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