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主体论笔谈（之一）——从“新诗主体论”到“新诗二次革命论”

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了“新诗主体论”,目前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说什么“‘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邱雪松认为,对毛泽东所说的“新诗”要有清晰的理解,要明白诗歌发展至今的困境由来以及可取的应对态度。罗文军认为,新诗主体论表达了对新诗未来发展的思考和预期,今天吕进先生的“三大重建”与此形成了良好的契合,正是时代所需。肖显惠认为,从吕进先生“三大重建”中的传播方式重建角度来思考新诗的主体地位,可以对“新诗主体论”获得更明确的认识。     

吕进与“新诗二次革命”

＂新诗二次革命＂诗学主张是新世纪之初由吕进等诗评家提出的,旨在纠正早期白话诗理论构想中的某些偏激观念,以促进新诗更为健康的发展。分析吕进等诗评家提出＂新诗二次革命＂论的学术渊源、思维逻辑及其理论内涵,既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这一诗学观念的意义与价值,还有利于我们深刻反思近百年新诗创作的历史功过。     

论民国初年的"人治"与"法治"之争

“人治”与“法治”之争是辛亥革命不彻底而留下的后遗症 ,它始终贯彻于民初的政治生活之中 ,并引发出许多惊心动魄的历史场面 ,二次革命 ,护国运动、护法斗争无一不是这种斗争发展的最高表现 ,从而出现了民初政局动荡不定 ,复辟与反复辟、造法与毁法屡见不鲜的奇特景观。     

陈独秀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及其失误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之所以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究其根本原因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特别是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错误分析。但是陈独秀对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认识并不是一以贯之，而是有一个认识上反复发展的过程，最后终于把革命的砝码压向资产阶级，形成了资产阶级的“二次革命论”，构成他右倾机会主义理论的基础。     

近20年来湖南辛亥革命史研究述评

近20年来,湖南辛亥革命史研究成果颇丰.主要从经济、军事、会党、政权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概括,但对于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经济的量化分析、湖南新军的情况等方面的研究仍有待深入.     

档案利用的“二次革命”

张菊兰在2005年第1期《档案学通讯》上撰文认为，档案的根本价值在于档案的利用。从档案利用对象的发展变化看，档案利用经历了两次革命。从古代的特权利用走向现代的限制利用，是档案利用的第一次革命。档案利用的第一次革命使得现代档案利用的概念与理论体系得以创立。从限制利用向自由利用过渡，是档案利用的第二次革命，也是当前的档案利用形态。第二次革命必然要求理论的重构，这表现为：对档案概念的重新界定，对档案所有权的重新认定，从而带来档案价值的重新阐释。     

三重螺旋模型及其在我国的应用初探

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三重螺旋模型强调"产官学"三方的互动关系。该模型指出,大学在经济和技术创新中应承担更多的任务,还主张通过"产官学"合作来推动知识发展和产业化。本文简要回顾该模型的主要内容和理论结构,并介绍国内相关研究和实践经验。基于此,本文认为三重螺旋模型形成于发达国家和高技术产业背景,在我国创新实践中应当谨慎地吸收和采用。     

民初浙江省议会与二次革命

浙江省议会成立于1913年2月,国民党议员约占四分之三,但其内部不能团结一致,大多数人与革命党并很深的渊源。在二次革命前,浙议会与国民党的政治立场基本一致,积极参与反对袁世凯政府加强中央集权和进行专制独裁活动的各项斗争,是全国反袁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二次革命发生后,都督朱瑞以保境安民、局外中立为既定方针。浙议会大多数议员在关键时刻不敢挺身而出,没能通过一个以省议会的名义宣布浙江反袁独立的议案,仅仅“制造“了一个有16位议员具名的要求朱瑞宣布独立的“公函”。国民党在占有绝对优势的浙议会内没能取得强有力的支持,议会内还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自保求安心理,正预示着二次革命的结局。     

陈独秀与“五四”运动

陈独秀字仲甫,1879年出生于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1913年陈独秀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1914年,陈独秀出狱后到达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