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漪和娜拉的对比研究

繁漪和娜拉分别是我国著名作家曹禺<雷雨>和挪威的"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的著名的两个女性形象.易卜生创造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对中国作家和妇女解放运动有着深刻的影响.<玩偶之家>中的新女性形象--娜拉,她的出走震惊了全世界.激起了无数妇女为争取个性而进行反抗.当她随着作品传入中国,也影响了一代中国作家.曹禺先生在其代表作<雷雨>中就给我们塑造了一位觉醒的"娜拉"形象--繁漪.作为娜拉反叛精神的一种后继者和追随者.繁漪和娜拉不可避免地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如两人身上的新女性特质.但由于两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不同,就决定了繁漪不可能是娜拉的"翻版".本文拟从分析两人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入手,从而让读者对这两位经典的反叛形象有更深刻的了解.     

希腊：几何学是一门德育课

中国人把现代西方文明的强势之处理解成两个词“科学”和“民主”,这两个东西恰恰都来自希腊。自“五四”以来,中国人接纳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过程十分艰难。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有一点就是我们没有扣住科学和民主后面更基本的“自由”理念。     

中国新诗的发展与审美标准的多元化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新诗应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这一时期,中国新诗从旧体诗中挣脱出来并形成一种新的诗歌样式。此后,经历了由粗坯到精致、由稚嫩到成熟、由简单到繁复的漫长过程,不同风格的诗歌多元存在、互相发展。从20年代初。40年代初的敌后诗群、前方诗群,到70年代末期朦胧诗的出现,新诗的发展,道路是曲折、漫长的,质量却是逐步提升的。     

校园文学大课堂教学策略

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从世纪之初的“五四”时期所涌现出来的文学社团及其作家、诗人，不难看出，无论是反帝反封建运动，还是文学革命，无论是思想文化的传播者，还是新文学的创造者，大都是以教师为主导、青年学生为主体力量的，使校园成为革命文学的摇篮，而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如一声春雷揭开了新时期当代文学的序幕，使校园文学社团又一次蓬勃兴起。如果说世纪之初的校园文学是产生阶段，那么世纪末的校园文学则成熟壮大起来，有了自己的名分与阵容，不仅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生力军，更是教育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 ——以胡适、傅斯年为例

"五四"时代是中国"破旧立新"的时代,也是继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又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当时的知识分子纷纷叛离传统,走入西方,学习西方文明,以图改造发展中国社会.本文即以胡适和傅斯年为例,从他们幼时接受传统教育到青年叛离传统再到暮年回归传统,来分析"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传统文化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中国文学历史发展的质的飞跃--关于五四新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否定

五四新文学是在对传统文学的否定中确立自身的,对传统文学的否定是五四新文学最重要的本质之一.五四新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否定是对"自己以前的存在形式"的否定.是中国文学历史发展中的一次质的飞跃.从诗三百篇到明清小说,从楚辞对诗歌形式的革新到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中国文学的每一点进步和发展,都是这一质的飞跃前的量变的积累.外国文学的影响只能是一种不起根本性作用的原因.     

从“改良群治”到“文学改良”———以两篇文学革命的发难之作为中心

文章对“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宣言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五四文学革命首篇发难之作的《文学改良刍议》进行个案分析和比较, 以期对这段时间文学的发展流变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把握, 并由此考察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断裂与联系。     

从有限走向永恒--论郭沫若文学创作中死亡观的嬗变

生和死是生命形态的一体两面，对死亡的不同理解，形成不同的生命观念。而生命观念的不同又决定了对不同死亡方式的选择，所以自死窥生、就死论生更能洞察生命的蕴奥，本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以郭沫若学创作中的死亡意识为切入点，探究他对生命价值和理想生命形态的探索与愿望。从郭沫若早期的诗歌《寻死》、《夜哭》、《死的诱惑》等作品开始，一直到三、四十年代的历史剧，死亡作为一种神秘的意象被反复吟咏。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它反映了作家的一种审美选择：即在对死亡的审美观照中表达作家对生命蕴奥的探索以及对理想生命形态的构想与追求。本拟以“五四”时期的诗歌与三、四十年代的历史剧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他对死亡由直觉感悟到哲学思考的发展过程及其化蕴涵。     

民间语言、人民本位与知识分子的接受焦虑——“民族形式”论争中语言问题的若干张力及其文化意味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形式"论争中,民间语言被一些左翼理论家提到了决定性高度,"民间语言,是民族形式真正的中心源泉"之说就是这种理论的代表.对民间语言性质、地位以及作用的讨论,是在对五四白话文批判否定基础上进行的.有人指摘五四白话文没有充分采用大众口头语,而只采用了知识阶级的"亭子武语言";只解决了"小众"即知识分子的民族形式,而没有解决工农兵大众的民族形式,因此并没有完成文艺大众化的使命,这种论调引起了文艺界的广泛争议."旧瓶"(民间语言)与"新酒"(抗战现实)的矛盾也被文艺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揭示出来.与此同时,语言之"欧化"与"民族化"的紧张关系也再次呈现,对借口民族形式否定欧化,进而否定五四语言传统的思潮,文艺界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批判与抵制.深具文化意味的是,新、老文艺家尽管不妨对五四采取一种"扬弃"的批评态度,但一旦涉及到对五四的真正否定,他们又会群起而捍卫五四传统.它多少反映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五四"情结"和对五四问题的矛盾、复杂的文化心态,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某些以排斥五四语言传统为指向的"民间形式"的接受焦虑.     

激情评判：“五四”激进派对儒学的态度

“五四”激进派对儒学及传统文化所采取的态度称为“激情评判”。在“五四”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因历史的重负和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关系，“激进派”对儒学不能不采取“激情”的方式去评判，但又因儒学的博大精深、精华与糟粕的矛盾统一以及“激进派”所运用的新思想，新方法理性因素的渗入，使创作“激情评判”中不参不渗入理性的成分。从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在《新青年》上评儒的言论可以得出结论：五四激进派评儒时所批判的并非佰学的全部、儒学的精华，而是“独尊”或“一统”的儒这－儒都；批判的锋瓦并非指向古人，而是指向今人，并非反对儒学的历史价值，而是儒学与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的背离；并非诘问儒学历史的功过，而是挟击儒学被当时政治社会的利用；并非指向精神超越性的伦理道德，而是指向强制性的伦理道德。“激情评判”对反思传统文化、引进西方文化、创造新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