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写活会议新闻

常听一些专跑人大线的记者感叹,“人大新闻好写,但写不好。”人大无非是开会、审议、表决之类的程序,按程序写一二三四,自然好写但人大新闻容易落入程式化,要想出彩确实不易。在一些同志看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行使其职能的过程中遵循着一定的程序性,不外乎是开会、表决、走访、呼吁,显得很枯燥,很难挖掘出有价值的新闻来。一言以蔽之,人大新闻很难写活。     

栏目活动化 活动品牌化——记苏州广电总台的活动营销

在杂志社的一次策划会上,谈到的主题是电视栏目活动化。据某位知情人士透露,苏州台的活动做得很好,上网GOOGLE一下,搜到了这样一句话：“苏州台办活动,办一个成一个。”央视市场调查的数据还显示,电视是苏州消费者获得商品信息、特别是促销信息的第一媒体。在城市台生存日益艰难的情况下,这样的描述语足以引同行羡慕。     

精英化：大众媒体的传播错位

近年来,中国的大众传媒集体出现了一种精英化的倾向。随着传媒分众化时代的到来,那些定位于精英人群的媒体,为精英代言无可厚非。但是,大众媒体也出现为精英代言的倾向,则是一种错位。     

民生·民声

如果不能倾听、融合多种声音,这个惟一的声音势将单薄、残缺,缺少亲和力。民生汶川大地震,从某种意义上说,犹如一包明矾洒入了思想界、传播界的水缸中,顷刻间,水中杂质如去崇高、去英雄、去教化以及新闻娱乐化等等,都悄悄沉下了缸底,那水顿时明净了许多。     

国内广播改革的新模式：类型化电台

类型化电台,国际上称为Format Radio,又被译为格式化、个性化、风格化电台。简而言之,它的内容和节目时间是循环状的,淡化一个个节目,凸现整个频率的面貌。听众不需要节目表,打开收音机随时收听所需内容。与此相对应的是栏目化电台,或称堆砌栏目的电台（Block—Prog—ramming Radio）,依照节目表崮定收听,     

集群化、整合化、生态化--中国媒介产业发展的三大趋势

长期以来,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及媒介业自身等众多因素影响,我国媒介产业一直存在着规模小、数量众多、结构失调、效益低下的产业结构问题.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WTO协定的生效,今年我国媒介产业开始向世界敞开大门.在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媒介产业格局必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媒介产业如何应对外来竞争及内部产业升级,如何整合优化资源,解决重复浪费、同质竞争问题,如何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增强整个媒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要解决这些问题,媒介产业发展趋势议题不可避免地提上日程了.     

庭审报道娱乐化后果不可忽视——美国杰克逊案件中封闭诉讼原因探析

娱乐化是新闻媒体的主动选择,正因为如此,就可以放弃:放弃在直播中配放的音响效果,放弃奇异的背景设置,少用点突兀的蒙太奇手法,牺牲一点广告,不要让法官和当事人的脸变形--这对媒体不会有大的损失,却能赢得法官的配合与许可.如果得不到法官的配合与允许,记者就不能充分报道庭审过程,从辛普森案民事诉讼到杰克逊案都说明了这一点.     

情节化手法再现过去时空——兼谈《见证——发现之旅》处理历史性题材的手法

随着纪录片多样化的发展,近年来,国内历史类题材的纪录片的发展也有长足的进步。近10年来,像《较量》《东方巨响》周恩来外交风云》等在市场上比故事片的回报都要好得多。如果关注这类历史类题材的纪录片,不难发现此类片子的纪录手段也日趋提高和丰富。目前国内主要有以下几种承载方式:一是“格里尔逊式”,其影片的“解说明显地压倒了画面”①。纪录片史上,又叫做上帝之声的说教模式”。在中国即是传统的专题式制作手法的纪录片,其主要特点是主题先行,解说词贯穿首尾等。画面完全是为了配合主题曲而插入的。这类片子的重大缺陷之一就是“声…     

论电视娱乐化本位

2005年中国电视可谓是彻底地在娱乐化上“秀”了一把。湖南卫视借着《超级女声》这张娱乐牌率先突围,成为全国性的卫视频道。于是娱乐化本位研究、娱乐平民化探析等渐渐地进入研究者视野,本刊也将陆续刊登相关研究文章,希望有启示意义。     

传教士与华洋义赈会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闭关锁国政策的终结，基督教传教士自西徂东，进人中国。尽管最初的几十年教难不断，但传教士在华人数仍然不断递增。基督教新教传教士1901年只有1500人，1914年增至5400人，1919年更达到6636人，其中美国在华传教士人数就达4500余人，占60％多。天主教传教士从1901年的1075名，增加到1920年的2000余名。传教士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将赈灾作为其事业的一部分，将近代西方救济思想和理念传到中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民间救济事业的发展路向。华洋义赈会（全称“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就是新教救灾思想主导下的产物。它诞生于风雨如磐的20世纪20年代初，终结于40年代末，是由传教士与中国社会新兴力量联合筹设的一个专业性救灾组织，最盛时影响遍及全国16个省，设立地方分会、事务所、赈务顾问委员会17个，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民间性救灾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