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证集团"覆灭记

太原警方最近破获了一起特大制售假证照案.据不完全统计,警方从这个所谓的"东南亚证件集团有限公司"里共缴获假证照数万本,制办假证件所用的印章上万枚,涉案金额数百万元.而这个"假证集团"的实际从业人员只有3个人.     

"新闻报道的风险性"之我见

拜读贵刊2005年第9期夏雨禾先生的《透过“疫苗事件”看新闻报道的风险性》一文后，笔者觉得该文有夸大“疫苗事件”报道风险性之嫌。所谓“报道的风险性”，属于报道真实性的范畴。就“疫苗”报道个案而言，报道的风险性就是整个事件报道过程中，把疫苗作为“假疫苗”、“问题疫苗”、“夺命疫苗”报道而可能产生的不良传播效果。考察整个“疫苗事件”的报道过程，把新闻报道的风险性归结为新闻时效性俘虏客观性；媒介公正立场的缺失；（新闻媒体从业人员）急功近利、妄加猜测、不负责任报道行为；解决问题缺乏科学．对新闻事实过早的“盖棺定论”而使新闻报道缺乏深度等原因，都有失公允和简单，值得深入探讨。从新闻采访写作规律和认知规律看，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不仅涉及新闻事实与新闻真实的关系，还关系到如何把握新闻报道的过程和新闻的社会传播效果等相关问题。     

新闻摄影专版的地位作用和策划编排

重文字轻图片，这是我国新闻界长期来的一个痼疾。不少新闻从业人员总以为文字能说明一切，照片则可有可无。2000年11月，新华社原社长穆青到上海举办摄影展览时，曾告诉笔者：“以前分配工作时，文化素养高的当文字记者，文化素养低一些的当摄影记者。”由此可见当年新闻单位完全把摄影放在次要地位。穆青首先在新华社打破这种分配“原则”，他认为，作为一名记者应同时具备文字和摄影两种能力。他自己身体力行，拿起相机，当了一名“两翼齐飞”的记者。     

新农村建设与“三农”报纸的发展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以来, 新农村建设已成为各类媒体关注的焦点和宣传的重点、热点。与此同时,面向农业、农村、农民的报纸 (以下简称“三农”报纸)的发展     

电台新闻采编系统平台构架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在各个行业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而广播事业的快速发展也要求我们必须改善电台新闻生产管理的流程,方便新闻从业人员的日常工作管理,从根本上提高新闻生产效率和节目质量,实现电台新闻播出的无纸办公,告别手写稿件,手编节目栏目的时代,实现记者远程办公,现场报道及时传输。电台新闻采编系统就是充分利用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实现以上功能的一套系统。从国内同行业的情况来看,电台新闻采编系统的应用已经成为趋势。作为一名专业技术人员,现就江西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采编系统平台的构架提出一点设想。…     

广播专业频率精品生产探析

广播频率专业化是中国广播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次制度变迁,当专业办台经验日趋成熟之后“,频率精品化”成为现代广播发展的更高要求。“精品频率”犹如一个优秀品牌,能够在电波大战中独树一帜,占领尽可能多的市场份额。本文将从一个广播从业人员的角度谈谈对于广播专业频率精品化的粗浅认识。树立精品频率意识随着广播频率专业的日趋成熟和规范,打造一套具有社会影响力和认知度的精品广播频率已经成为广播人的共识。上个世纪,在全国广播还没有完全进行专业化区分的年代,人们强调的是办精品栏目,推出名牌栏目。10年后的今天,在一个专业频率中…     

如何运用新闻语言酿造新闻美感

新闻将人的心灵作为突破口,依赖语言（这里指广义的语言）说明客观事实,无论学语言、版面语言、镜头语言,新闻报道需要通过语言对新闻进行提炼、加工、剥离.不同的语言形成不同的新闻风格,而风格的形成是新闻能否更被公众理解、接受的关键. 新闻语言是新闻从业人员在新闻作品中体现自己的写作构思和技术手法的总和，它可以形象地揭示新闻内容，表达作品思想的准确性和深度。同时，新闻行业是一门专业富集的行业，它是集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摄像、播音、多媒体等诸多领域为一身的的一门杂学。     

加强电视频道监管队伍建设迫在眉睫

我国的电视频道越来越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 从业人员越来越年轻,同时,一些频道的低俗之风也越刮越烈,在导向品位上出问题的事时有发生。有的甚至对中央的宣传政策置若罔闻,只要能刺激收视率, 什么政治玩笑、色情暴力、虚假报道、有偿新闻,统统可以上,对受众特别是未成年人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出台后,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许多媒体也加强了内部监管。但是,有些频道仍然问题不断,说明监管还不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监管队伍不得力。     

“正面报道”辨析

“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这两个互为相对的孪生词语对中国的新闻媒体管理、采编从业人员和理论研究都可以说是耳熟能详，脱口而出的术语了。如果追问一下人们挂在嘴边的“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到底是指什么时，其大部分概述可能就是：“正面报道”就是“报道正面”，就是指报道“好人好事”；“负面报道”就是“报道负面”，就是指报道“坏人坏事”。正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的新闻管理部门在监督新闻媒体工作时可以简单地统计出，每月媒体的新闻报道中“正面报道”为百分之多少，“负面报道”又为百分之多少。一些西方人士也据此引发出中国的新闻界只准报道“正面——好的”消息，不准报道“负面——坏的”消息的议论。     

从传播接受成本看报业改革

报业需要进行改革，这已是报业从业人员的共识。从2005年我国传媒产业特别是报业进入发展“拐点”之后，这种呼声越发强烈。被誉为国内传媒界军师的喻国明，最近写了一遍题为《中国传媒产业：羽化前的阵痛》的章，为我国的媒介业包括报业的改革拟了一个“药方”，提出了“体制机制的变革、赢利模式的再造、数字化表现形态的整合”等诸多良药，不乏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