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司制度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土司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采取的不同的民族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对土司制度的继承和摒弃。     

恩施土司城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年轻的自治州,土司城在恩施西北的对山湾。爬上山坡,沿着城墙走向土司王府九进堂。城墙是土司间攻城掠寨的结果,土司不但开垦荒土,又互相争田夺地,修筑城墙就成了重要的防护手段。恩施土司城墙全长2320米,宽1.2米,依山取势修造,逶逶延绵,酷似长城。城墙最高处建有三层亭塔式钟楼(图1)。     

寻访嘉绒藏族卓克基土司官寨

卓克基土司官寨位于四川省马尔康县城东7公里处的卓克基镇,地处海拔2700米的梭磨河河畔东南岸的山脊处,其虎踞龙盘之势,高大雄伟之状,无不透出昔日土司的威严。青年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的主人公原型就是官寨的主人。官寨四周群山环抱,与错落有致、鳞次栉比的藏村民居遥相呼应,浑然一体。     

南明政权的势力依赖关系变化——以土司和农民军为例

南明政权无法继续依靠勋将时,对土司和农民军的依赖性开始显露。福王政权时,对土司的依赖关系开始产生,而农民军始终是明朝的宿敌,明朝对外方针是“联清抗贼”。从唐王政权到桂王政权前期,南明政权对土司的依赖性受地方督抚的影响呈现出先降后增的趋势,而对农民军呈现相反的变化。桂王后期,大西军利用军政合一的组织结构控制南明君臣,并最终融合了土司和大顺军余部。南明政权对土司、农民军的依赖性变化也伴随着南明政权内部矛盾和领导结构的变化。     

滇西抗战对滇西土司的影响

滇西抗战是发生在多民族聚居的云南边疆的一场反法西斯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云南边疆民族关系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并反过来对滇西抗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构成了云南抗日战争史和民族关系史的重要内容。滇西的沦陷,到滇西反攻战收复失地,都对滇西土司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略论毕节彝族土司的历史贡献

土司制度是封建社会后期,中央政权为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通过分封当地首领世袭官职,以达到有效治理和开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政治制度。毕节彝族土司制度是整个土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如何处理中央和少数民族地方的关系、少数民族地区政权如何有效运转、如何实现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交流与融合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显著成效,在土司制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我们今天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处理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繁荣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和历史价值。     

忻城莫土司衙署

忻城莫土司衙署位于广西忻城县城关镇翠屏山北麓,始建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是全国乃至亚洲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土司建筑之一,有着“壮乡故宫”的美誉。     

从冕宁司法档案看清代四川土司的司法活动

一般认为土司司法活动在清雍正改土归流以后逐渐消亡,但从冕宁的司法档案来看,一直到清末,冕宁的土司还在流官的管理下,参与地方的司法活动。活动内容涉及组织土兵维护治安、参与审判与调解、协助缉拿逃犯,但土司的活动受到国家的监控,这是清代少数民族混居地国家通过土司管理民族事务的最好体现,也是流官与土官管理、协助、配合共建社会秩序的现状。     

汶川三江瓦寺土司文化初探

汶川三江瓦寺土司有特殊的历史文化内容,瓦寺土司文化既有地理上的边缘性特征,又有族源上的融合性特征。瓦寺土司在清代抗英战争及近代“辛亥革命”中皆有重要贡献。三江瓦寺土司文化现存遗迹不多,其历史文化内涵值得深入发掘。     

盘龙山与汉、藏佛教的普贤信仰

通过对汶川县三江乡历史文化的调查,发现其境内的盘龙山不仅动、植物资源丰富、自然风景极其优美,还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汉、藏佛教普贤信仰的交汇处,亦是民族融合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