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危机下的中国自由主义——以20世纪30年代天津《益世报》为中心

本文以天津<益世报>为中心,将自由主义的理论研究置于20世纪30年代多重复杂的历史语境之中,探讨两者间的互动关系,以揭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严峻的民族危机之下对中国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重构.文章对30年代自由主义的解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重新解读自由主义的核心基础--个人主义;二、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主张开放党禁,实行政党政治;三、在保障个人自由与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制定宪法,并希望能按照宪政民主的原则,建立一个即有能力又有能负责的政府,以期克服当时严峻的民族危机.     

论徐复观的“儒家自由主义”思想的当代启示

新儒家关注的核心问题便是如何由"内圣"开出"新外王"、"返本开新"这一问题。徐复观也不例外,他的政治哲学在内在理路是,以儒家道德精神为基础,以性善论为民主政治来源,以自由主义论政,开出德治主义与民主政治相融合的"儒家自由主义"。     

论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方法论的局限性

以新制度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企业理论方法论存在三方面的根本缺陷: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作为企业理论研究的基础;把"新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出发点;采用静态比较的方法,把企业问题仅仅置于交换领域中研究.因此,新自由主义企业理论方法论从根本上看是不科学的.     

资本主义已成为俄国经济“普照的光”——列宁对自由主义民粹派经济理论的批判

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是列宁早期重要的理论活动。列宁科学地鉴别、处理与描述了俄国经济数据,批判了自由主义民粹派混乱的经济定义和粗糙的统计方法;以服务于认识社会有机体为原则,“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还原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图景。列宁系统概述了资本主义经济起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指出封建主义经济在俄国衰亡、资本主义经济在俄国扩张不可避免,批判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经济浪漫主义”的狂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革命性和科学性。     

儒家道德精神的重建——论高攀龙对王学的修正

高攀龙是明末清初王学修正运动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他对王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批驳、修正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反对空谈“良知”,主张“学必由格物而入”;驳斥“无善无恶”说,重申性善论;反对轻视修养功夫的倾向,主张“悟”、“修”并重;批驳“三教合一”论,严辨儒、佛之异。高攀龙试图通过以上措施,重建儒家的道德精神。不过,他对王学的批驳也有不合理之处。     

儒家精神:庐陵文化的特质

《明一统志》云:“始皇二十四年王翦灭楚,虏负刍,明年置庐陵、安平、新淦三县,属九江郡。”“秦郡县天下,厥有庐陵”,这是庐陵行政建置的最早记载。建安五年(200年)孙策置庐陵郡,辖今江西峡江、永丰以南,万安以北的赣江流域,领汉旧县二,分置七县,共领九县。隋时庐陵又改称吉州,     

黎巴嫩新闻业自由主义新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概述了黎巴嫩的新闻业自由主义政策的形成、发展历史。作者认为,黎巴嫩是具有顽强新闻自由传统的国家,虽然历经战乱,电视机的普及率和报纸的发行量,都在阿拉伯世界居第一位。     

儒家道德自觉思想及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儒家道德自觉思想是儒家德育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了以"内圣外王"为最高道德境界的道德目标自觉,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内容自觉,以"反求诸己"为主要途径的道德方法自觉,以"慎独"为主要精神的道德境界自觉。对儒家道德自觉思想中的内涵予以深究,有利于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拓创新。     

孟子仁政学说的民本精华

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思想是儒家的政治哲学，而民本思想则是儒家思想的精华。孟子是继孔子后儒家的旗帜人物，他的“性善论”与仁政学说进一步系统化了儒家的民本思想，树立起民本思想的丰碑，达到儒家民本思想的高峰，而且把民本思想与政治实践相结合，探索民本思想的实现方式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