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环境对士商互渗的影响——以社会风尚的变化为视角

明中叶以后,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社会风尚发生重大变化,舍本逐末、浮靡奢侈、违礼逾制等现象司空见惯。在这种社会风尚的影响下,士商互渗这一社会新现象进一步加剧,士大夫好利、商贾慕名成为当时士商互动的重要动力。     

古代流行“蜀女多才”说法探析

至少从五代开始,已有士人关注四川才女的现象.明代“蜀女多才”的说法渐渐在士人和民众中流行.这既与历代士人持续书写四川才女有关,也与宋代以后俗文化的演绎密不可分.“蜀女多才”既是历史真实的反映,也有士人虚构的成分.     

以马为虎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①,大冠高履②,出则车舆,人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③为宣城王~④所爱,给一果下马⑤,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⑥。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⑦,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⑧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⑨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选自《颜氏家训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记载,子贡问日：“有一言而可以终生行之者乎？”子日：“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子贡问孔子：“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的吗？”孔子说：“那应该是恕吧。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切勿强加给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封建社会士大夫阶级倡导与奉行的处世之道和人生格言,也是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与瑰宝。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强调人应该宽恕待人,提倡“恕”,认为唯有如此才是仁的表现。     

汉魏之际“文人”身份冲突及其文学表征

汉魏之际,知识阶层处于"士大夫"与"文人"两种身份的激烈冲突之中,这种冲突所导致的心理焦虑对此期文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士大夫"是知识阶层的基本身份,自西汉武帝以来主要由儒生、儒生出身的官僚以及文吏所承当,东汉后期形成了诸多官僚家族与经学世家二者合一的高门显族。"文人"身份主要由所谓"辞赋之士"、"文章之士"承担,西汉时期主要被帝王宗室所豢养,东汉中期以后这一身份蔓延开来,社会中多有在经学之外还致力于辞赋、歌诗等文章写作以及绘画、书法、音乐创作者,张衡、班固、傅毅、蔡邕是其代表。作为"文人",他们放不下"士大夫"建功立业、做帝王师的恒久志向;作为"士大夫",他们又时时陶醉于雕章琢句、抒情言志的愉悦之中。因此,"士大夫"的"通经致用"、"以天下为己任"与"文人"抒写个人情趣的"美丽之文"成为两种对立的选择,他们的诗文也就成了这一双重身份及其内在冲突的话语表征。     

论宋代士大夫家风教育思想

宋代士大夫家风教育主要是家长劝勉子弟通过对儒家经典、伦理道德、为人处事、居家治生等方面的学习,用以规范家人行为、处理家庭事务、确保家族繁荣昌盛、使子孙长期保持世代荣华富贵。尽管宋代士大夫家风教育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封建纲常礼教的思想,但是对于现今我们如何实现良好家风建设仍有值得借鉴之处。     

中国古代官职称谓知多少（下）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如《师说》：“士大夫之族,日师日弟子者,则群聚而笑之。”《石钟山记》：“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训俭示康》：“当时士大夫家皆然。”《五人墓碑记》：“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     

婉约深沉别样情——透视李清照愁情词中的士大夫情怀

在中国文学史上,李清照是唯一位真正举足轻重的女性作家。其深层原因在于她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女性,却真挚地表达着作为一个文人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关切和思考,流露出一种封建士大夫情怀。李清照的这种情怀不仅集中体现在她的诗文里,而且也委婉含蓄的折射在她的词作中,正是李清照词中所蕴含的入世情怀和忧患意识,使得易安词更加婉约抑郁,散发出一种独特的人文魅力。     

士大夫的香席

2011年秋后,公务南京,寓金陵饭店高层,临窗远眺,远山含黛,大江东去,雁阵声声,遥想六朝故事,颇悟许多感慨,几次下笔,终难成句。归京月余,荣斋夜读,二更已过,一缕沉烟,幽幽香来,友人款款近前——     

清代士大夫之家的妻妾秩序与门楣维护——以郭嵩焘续娶风波为中心

郭嵩焘经友人冯桂芬介绍，续娶江浙士绅钱鼎铭之妹为妻，不及一月二人仳离。士人纷纷以此责难、讥讪嵩焘，这不仅给他个人名誉造成损失，甚至对郭家门楣及其政治仕途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此，郭嵩焘通过日记文本实现记忆的再加工，以及对妻妾形象进行带有偏向、曲笔的重新塑造，借此维护和巩固其士大夫身份与家庭门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