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举制在士大夫从商中的作用

宋代以后，士大夫经商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学者通常将其归因为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认为随着商人社会经济地位逐渐提高，士大夫亦随之转变其贱商观念，并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积极地参与经商活动。实际上，商业的发展仅仅是士人经商的原因之一，若从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来看，科举制的实行与其大有关系：正是由于科举制的实行，才导致士大夫整体政治、经济地位的降低，并进一步损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不得不通过从事一向看不起的商业活动，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     

北魏平城时期佛教复兴原因初探

北魏平城时期佛教的复兴与北魏士大夫居士关系极为密切，在宗教信仰上他们与帝王找到了一个新的结合点，形成以皇室为中心，以士大夫为群体的居士团体；他们是平城时期佛教复兴的赞助人，幕后人。     

神圣与世俗之间:"沙门不敬王者"的再考察

永嘉之乱,名士、高僧大量南徙,江左佛教盛于一时,"士大夫佛教"和"王室佛教"正式形成,佛教开始了上层化的传播路线.高僧与士族、王室交游频繁,佛教在义理与物质两方面均获得很大发展,但也因此卷入了士族间的权力争夺.成帝咸康六年(公元340年),庾冰、何充关于沙门应否致敬王者的争论,是其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案例,此前研究多从伦理层面的解释是不具说服力的.本文将争论置于门阀政治的权力格局之内,从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门户之争的角度重新加以考察,以见江左佛教在兴盛背后尴尬的处境,及世俗权力对中土佛教发展的重要影响.     

蔡邕金商门之祸源探究

东汉末期著名学者蔡邕46岁时遭遇一场“金商门之祸”，本文对此祸的缘由，作了自己的探求。     

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及其实践

在社会转型与变革期,自任以天下的宋代士大夫努力于重建社会秩序,围绕救弊图治的政治理念,就社会控制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并多付诸实践。范仲淹的吏治思想、“三苏”对礼治的推崇、王安石“大明法度”的社会思想以及朱熹“三纲五常”的社会控制思想等凸显了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的时代特点。     

东林党争与晚明清流士大夫的历史命运

自万历中叶以降，明王朝开始衰落，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统治者日益昏庸腐败。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清流士大夫大会东林，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清议势力。他们以孔、孟、程、朱思想为武器，争国本，争三案，抨击时弊；利用京察之机，打击贪官污吏；反对矿盐税使，并与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展开了斗争，最后惨遭阉党的血腥镇压。东林党人的悲剧，不仅是时代的悲剧，也是封建社会正直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缩影和必然归宿     

宋代文人的士大夫化对宋诗的影响

宋代是文人广泛士大夫化的时代 ,文人的社会地位很高。遂以文字为能事 ,于是在诗中卖弄技巧、夸耀学问 ,因此形成宋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特征。宋代诗人多兼政治家或学者 ,思辩能力强 ,因此亦导致宋诗重逻辑思维、讲求事理 ,以议论为诗的风气亦因此形成。但宋代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思想控制极严 ,故宋人大多压抑个性 ,心理趋于内向与封闭 ,因此宋诗的气象也就较之唐诗小得多了。     

斯是儒者真本色：汪藩与任焕章

写下关于汪藩和任焕章的这个题目,迟疑了好长时间没有动笔。原因是一直找不到入笔的切入点,看不清他们艺术创作的鲜明特色。后来我发现,没有特色正是他们的特色。汪藩和任焕章,还有一批浅绛名家,比如罗炀谷、梅峰樵、万子铭、陈子常等,他们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继承者,他们所秉持的那种不偏不倚、平和圆融的中庸之美,正是中国儒家精神的本质体现。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探析士大夫词家对词的革新

生而具有精美要眇之情感者,多具有诗人之质,自能与诗词相悦以解,而这种灵思美感,如若再加以深厚之修养,施于为人及治学方面,将更有卓异之造诣,能使作品达到关与善的和谐统一,这是士大夫词家的“词心”所在。而这类词家的创作,对于词的发展以及在由词向曲的文体演进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历来评诗词的重点,往往多集中在感性诗人的身上,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具有理性品位的士大夫词家作品,来领略理性智慧带给抒情文学的艺术魅力,同时试图探讨这一因素对于日后词的发展以及由词向曲的文体演进过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