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拓拔驮布墓志》——党项拓拔氏源于鲜卑新证北大核心CSSCI

党项拓拔氏的族源(族属)问题,为民族史学者长期以来争鸣讨论的热门话题。最具代表性的,是"鲜卑说"与"羌族说"两种观点。本文结合相关文献、出土资料及学者论述,对新出土的唐《拓拔驮布墓志》考察研究后认为:此志清晰勾勒出志主先世以鲜卑融入党项,再为吐谷浑名王,后内附唐廷的曲折历程,是党项拓拔氏源出鲜卑的新的重要实物证据。拓拔驮布支系(东山部)与建立西夏的拓拔守寂支系(平夏部)应同出鲜卑,后分支各为部落,独立发展,两者既有联系,又有不同。《拓拔驮布墓志》同"鲜卑说"史料及学者观点可互相印证,"羌族说"学者驳斥"鲜卑说"的论据颇多值得商榷之处。《拓拔驮布墓志》还对研究唐朝中央对归顺蕃将态度问题,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历史资料,志文中提及的"默啜之乱"、"六胡州之乱",可与史籍记载相互印证,值得留意。     

蒙元时期党项人物事迹述评

蒙元时期，党项人物自中央到地方的主要历史活动，是西夏史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历史活动表现在军事、政治、经济、化等方面，在统一战争、平叛、反腐倡廉、革除弊政、屯田、赈饥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岩画看西夏王朝军事体育活动

建立在宁夏、青海一带的西夏王国,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不断把党项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艺术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文章对西夏岩画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了阐述,深入分析了西夏岩画军事体育活动的内容和特点.     

从岩画看西夏王朝军事体育活动

建立在宁夏、青海一带的西夏王国,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不断把党项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艺术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文章对西夏岩画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了阐述,深入分析了西夏岩画军事体育活动的内容和特点。     

贺兰山岩画

岩画是古代先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运用写实或抽象的艺术手法,在岩石上绘制和凿刻的图画,它记录了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岩画分布最广、内容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早在1500年前就有岩画被发现。贺兰山是我国岩画较集中的地区之一。贺兰山在古代是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党项等北方少数民族驻牧游猎、生息繁衍的地方。古代先民把生产生活的场景凿刻在贺兰山的岩石上,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再现了他们当时的审美观、社会习俗和生活情趣。     

党项夏州政权建立前后的重要记录——唐故延州安塞军防御使白敬立墓志铭考释

《唐故延州安塞军防御使白敬立墓志铭》内容丰富,对研究夏州拓跋政权建立前后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拓跋思恭在夏州节度使帐下做教练使时,志主“居左右前后”,反映出拓跋部建立夏州政权前,就已打破了地缘与血缘关系,吸收了大量的汉族人才;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拓跋思恭应诏“赴难”,志主以亲信随从,侍从顾问,传呼号令,形成了不同于一般主仆的“君臣”关系,印证了《宋史·夏国传》“夏虽未称国,而王其土久矣”的说法。     

党项与西夏题记叙录

党项与西夏题记主要由墙壁题记、木质题记、瓷器题记、银铜器题记、丝麻织品题记等部分组成,它是“中国藏西夏文献”的特色所在,为研究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国名、纪年、语言文字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宕昌党项羌与西夏的关系

宕昌党项羌是宕昌羌的一支,其饮食、起居、信仰等不仅与宕昌羌同出一辙,还与西夏王朝有着一定的密切关系,通过对宕昌羌人的姓氏、墓葬、宗祠等的分析,不难发现这种关系是一种不可割舍的族团关系、血缘关系、联姻关系。     

陕北横山新发现党项族《故野利氏夫人墓志铭》考释

横山县新发现《故野利氏夫人墓志铭》是一方珍贵的党项族女性墓志。志文反映野利氏部族自唐代中期内迁绥、银等州,历200余年至宋初,仍在今横山党岔附近聚居生存。野利夫人丈夫拓跋某,官职为定难军节度押衙、充银州都知兵马使,表明他与夏州李氏存在血缘关系;但他仍然保留了拓跋姓氏,七子字辈与五代以来历任定难军节度使并不一致,显示他应是李氏疏族。结合陕北已出土党项族墓志可知,野利氏与拓跋氏、破丑氏等党项豪族存在密切婚姻关系,可印证党项族内盛行姑表婚文化。此外,志文撰文者与名相王旦的关系、志文的书写体例与野利夫人去世原因,也应予以关注。总之,新发现《故野利氏夫人墓志铭》为研究党项族在陕北的历史活动又提供了一方重要墓志史料。     

新型民族传统体育——西夏“泼喜”旋风炮开发构想

西夏“泼喜”旋风炮是古代攻战武器 ,具有潜在的体育价值和深厚的西夏文化底蕴 ,笔者试图将我国古代这一优秀的科技成果开发为新型的、富有民族风情和传统特色的体育项目能在民运会上表演比赛。研究表明 ,这一构想、创意具有可行性 ,也有着良好的开发空间和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