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华洋义赈会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闭关锁国政策的终结，基督教传教士自西徂东，进人中国。尽管最初的几十年教难不断，但传教士在华人数仍然不断递增。基督教新教传教士1901年只有1500人，1914年增至5400人，1919年更达到6636人，其中美国在华传教士人数就达4500余人，占60％多。天主教传教士从1901年的1075名，增加到1920年的2000余名。传教士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将赈灾作为其事业的一部分，将近代西方救济思想和理念传到中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民间救济事业的发展路向。华洋义赈会（全称“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就是新教救灾思想主导下的产物。它诞生于风雨如磐的20世纪20年代初，终结于40年代末，是由传教士与中国社会新兴力量联合筹设的一个专业性救灾组织，最盛时影响遍及全国16个省，设立地方分会、事务所、赈务顾问委员会17个，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民间性救灾组织。     

首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即将举办 各类相关企业积极参展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主办，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北京卓鹏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承办的首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将于7月8日-10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爬起来的婚外情顾问

据北京某知名情感咨询机构调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男人们的情感指数与“花心指数”都有相应的“提高”。情感指数提高不是坏事,但花心指数的提高却绝不是好事。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谈论花心,指责花心,但你做梦也不会想到,个中却蕴含着巨大的商机,一名叫高明盛的“花心大王”,真是靠“花心”赚取了丰厚的收入……     

招领处：被遗忘的公德角落

这个网络上流传的故事，表现了“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在今天的社会处境：“宝贝昨天在路边儿捡到5分钱。最初，我也本能地想到教育孩子捡到钱交给“警察叔叔”。但是仔细一想：“警察叔叔”在什么地方7为5分钱去找“警察叔叔”，“警察叔叔”会不会以为是神经有问题？怎么敢肯定“警察叔叔”同样会交公？给了“警察叔叔”对孩子有什么好处？难道可以在将来评个三好．免试入学？不现实。也不实际。搞不好。孩子反而认为妈妈在说谎。我只好说：孩子，你真好！非常诚实，以后捡到钱，都交给妈妈来处理吧！回头。我对他爸说。这儿子，眼睛尖啊。今天5分钱。明天就是5块。后天就是50元……孩子爸说：这么麻烦。干脆捡到500万不得了！北京市公安局拣拾物品招领处的50年，记录了中国社会公德中“拾金不昧”的曲线走向[编者按]     

天津市北方人力资源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天津市北方人力资源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由中国北方人才市场组建并控股，专业从事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咨询服务，并在中、高级人才访寻和猎头服务领域独树一帜。公司秉承现代管理经营理念，按照国际通行的方式运作，以专业化的操作和职业化的精神，向客户提供高效的人事人才服务。此外，公司依托高质量的中、高级人才库和专业学术机构支持，     

工务局第三科道路股为请函十一战区转饬杜顾问发还被扣工具的签呈

据工程总队呈称：为第七分队前在平安里担任拆除豁口工作时，因驻军阻止工作，致一部工具被扣，迄今尚未发还，可否由钧局派员交涉发还应用。等情。查平安里杜顾问扣留工程队工具及阻挠修路曾呈报市府转函十一战区，商请准予筑路并发还工具有案。嗣奉府交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代电：准照原计划修筑平安里道路，扣留工具已饬嘱发还。职即持长官部代电一再前往与杜顾问接洽，渠意非修大墙后不准修路，并不发还工具，已呈报有案。准呈前情，经再派汪管理员前往交涉，杜顾问不予接见，仅使刘副官面告修完大墙再发还工具。现工程队需用工具甚急，杜顾问延不交出，拟再呈府转电十一战区长官部转饬杜顾问速予交出工具（铁镐十五把、铁锨五把、抬筐四个、手车一辆），以便应用。是否有当，谨请核示。     

顾廷龙:从"书缘"到"图书馆缘"

顾廷龙1904年出生于苏州混堂巷旧宅，幼时由祖父教读《四书》、《五经》。1931年毕业于上海持志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32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自此与书结缘，读书、护书、知书，收书、编书和印书，以书为友。顾先生曾任《辞海》编委和分科主编、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顾问。顾廷龙先生与图书馆有缘。他毕生投身于图书馆事业，先后担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采访部主任、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总干事、董事。解放后，     

周恩来和泰国“儿童人质”的故事

1956年8月19日，泰国政府的最高顾问乃讪在其总理銮披汶的支持下，通过绝密的渠道，将自己的女儿送到中国学习。此乃被周恩来总理戏称为中泰关系的“人质外交”事件。     

版权经营如何支撑起一个媒介集团——从迪斯尼版权危机谈起

2003年第四期《中国出版》发表了新闻出版署署长石宗源的文章《深入学习关涉十六大精神，全面开创版权保护工作新局面》之后，版权保护成为业界讨论的焦点。     

科技报道的社会责任要义初探

中国要振兴,必须把科学技术搞上去,这既是一种共识,也是新闻工作者搞好科技报道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如何完成这一神圣的历史使命,我们有必要将科技报道的社会责任纳入学理层面进行系统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