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女娲与兄妹婚神话的粘连与复合

长期以来，在伏羲女娲与兄妹婚神话的关系上，一派重要的观点认为伏羲女娲是兄妹婚神话的代表，甚至二者同出一源。其实只要在古代文献与考古学发现的基础上，利用近年来采集的现代汉民族口承神话资料，来重新考察这一问题，就可发现女娲伏羲、与兄妹婚神话很可能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粘连、复合到一起的     

对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几点思考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结合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及生活实际，分析了中国古代婚姻中的“早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同姓不婚”制度的合理性。     

《诗经》里的贺婚习俗及其文化意义

新婚,是人生的头等大事,热烈隆重的新婚庆典仪式上,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都会用各种各样的吉祥语祝贺新婚夫妇,并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婚俗。可以说贺婚习俗源远流长,远在《诗经》时代,在婚礼上唱赞歌就成为一种礼俗,从《诗经》中众多的贺婚诗中可以窥视贺婚习俗的成因。     

也谈父母赠与子女不动产之权属——为《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正名

在当今高价房时代,父母出资为子女所购置不动产的归属越来越成为离婚案件中的焦点。《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为解决该争议提供了法律依据,却也受到了学界的激烈批判,这些反对意见虽有合理之处,但对该条在法条衔接以及对婚姻关系的影响等方面大多存在误读,弱化了新司法解释的积极意义。此文特为《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正名。     

黔东南侗族婚俗的历史与发展

侗族婚俗中最为凸显的是"姑舅表婚"和"不落夫家",在今天的侗族生活中都已经较为鲜见,但作为民族的记忆却深深烙在了侗族人们的灵魂深处,其不仅是侗民族的符号,同时,承载着侗族人们经历过的婚姻前后整个年轻时段的快乐与痛苦。以侗族婚俗为代表的侗族婚姻文化不仅记载着侗族对婚姻的理解,同时,也负载着侗族以婚姻为纽带的盘根交错的社会关系。侗族婚俗发展的历史,可以视为侗族社会关系发展的一个缩影。     

政治学视角下宋元戏曲文学仕婚观差异探源

本文从政治学的视角分析了宋元戏曲文学仕婚观的差异及其政治价值取向。在宋代戏曲文学中文人的选择是仕高于婚,婚姻带有较为明显的功利色彩;而在元代戏曲文学中文人的仕婚选择是婚高于仕,婚姻具有较为明显的纯感情色彩。而产生这两种不同的仕婚选择是由于宋元两朝特定的政治生存环境、文人各异的政治心态以及不同的政治制度所造成的。     

西周时期的阶层外婚与阶层流动

阶层外婚指来自不同阶层的男女之间的婚姻。西周时期的绝大多数婚姻是阶层内婚,但也存在少量阶层外婚。后者包括丈夫地位高于妻子和妻子地位高于丈夫两种情况。在这些阶层外婚中,夫妻双方精诚合作、共同拼搏是实现进一步向上流动的主要方式。除此之外,地位高的一方会有意无意、偶然必然地提带另一方,使后者地位提升。当时有些女子因婚姻使自身的社会地位获得了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有一些男子通过婚姻使自己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     

李白入赘婚之异族文化背景详考

李白及其家族曾生活了近一个世纪的碎叶地区,历史上曾受制于突厥等多个民族。不同民族不同婚俗先后或同时存在于当地的事实很可能颠覆了李白家族固有的婚恋观。就个人因素来说,24岁前在羌、氐等多民族杂居,文化发展相对滞后且女性地位较高、"入赘"之风盛行的蜀地19年的成长经历则可能更直接地促使李白形成迥异于传统中原文士的婚恋观。     

罪刑法定原则的边界——以英美法中“Marital Rape Exemption”的废除为例

罪刑法定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已经获得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传统观点将罪刑法定原则视为不可克减并具有绝对优越性的"铁则",会导致罪刑法定原则被架空。罪刑法定原则的局限性表现在一系列"反罪刑法定主义"的判例当中。欧洲人权法院在废除婚内强奸除罪事由的判例中,重新划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边界。这种提倡存在边界的罪刑法定主义的做法,对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具有特别的借鉴意义。     

不动产婚内共同还贷及增值的差异化计算——兼谈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条的释明

从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条“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出发,分析了现有几种共同还贷及增值的计算方式之不足,在理解吸收这些方式的合理之处并加以完善的基础上,提出了简明的分步计算法,针对离婚时贷款尚未清偿完毕、购买不动产后经过一段时间才结婚等实际情况中出现的非理想情形提出了对共同还贷截止时间加以确定的方法,对相关法理基础进行了释明,对婚内共同还贷及增值的法律性质进行了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