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情感诗学视野中的"兴观群怨"

孔子《诗》论中的“兴观群怨”本为学《诗》用《诗》之法。但在有《诗》风气渐衰、通经致用的文化背景逐渐淡去之后 ,“兴”在某些情况下流转成为作诗之法。到王夫之以“兴观群怨”提举其诗学理论时 ,他改而同时从作诗和用诗两个方面扩展了“兴观群怨”的意涵。从情感诗学的角度分析 ,王夫之的开拓性在于 :以“情”为核心理念 ,牵动“兴观群怨” ,藉以贯释古代诗歌和诗论 ,贯通诗歌阅读和诗歌创作。这种彰显和开掘 ,从根本上复现了孔子《诗》学情感的超越的美学价值     

当代文学语境下的“兴观群怨”说

“兴观群怨”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思想,它作为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其社会功用价值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与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兴观群怨”说内涵的深入分析,指出其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具体体现以及其在当代文学语境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认为“兴观群怨”说在当代文学创作中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王船山的生命诗学观

王船山的生命诗学比较全面地关注诗歌活动中包括作者和读者双向主体的价值,既注重从创作主体方面进行审视,又重视从接受主体方面加以观照。这就使其生命诗学观趋于完整性,从而弥补了以往诗学偏重于作者创作方面论诗而忽略在读者接受方面论诗的缺憾。王船山的生命诗学切入到生命的视域,其主旨在于提升诗歌的品位,更好地发挥诗歌的审美教育作用。王船山的生命诗学对“兴观群怨”、“兴会”、“人格”这三个问题都有深刻理解和独到阐释,于此对前人的生命诗学是有所充实和超越的。     

王夫之《诗广传》“四情”论

王夫之对"四情"的看法是其诗情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四情"论也就是他对兴、观、群、怨的阐述。在王夫之的诗学著作中,很多地方都有对"四情"的阐述,这些阐述大都是从整体而言的。《诗广传》是王夫之早期的诗学著作,其中他对"四情"的看法还没有从整体上来阐述。王夫之延续了前人的一些观点,也有着自己一些独到的看法,这些看法与他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思索联系在一起。     

孟子诗教实践理论的现代价值

从先秦百家争鸣到唐宋古文运动前这一阶段的母语教育活动,我们把它称之为诗教课程。如果说孔子是最早确立诗教性质的人,那么孟子则是在继承和发展孔子诗教理论基础上的积极践行者。他在孔子“兴观群怨”实践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知言养气”的诗教实践理论。     

王夫之对朱熹性情论的反思及其“兴观群怨”新说

朱熹主张“四端皆情”,提出中和新说,给情以适当地位。王夫之在反思朱子的性情论时,明确认定四端是性,七情是情;性为道心,情为人心,批评朱子走的是“以性为情,以情知性”的路子。王夫之的思想特点是“根据个人心性而推演出入文繁变”,他将自己的性情论思考贯注到诗学领域,重申了“诗道性情”的诗学命题,并以之捷举和改造传统的“兴观群怨”之说。     

中国古代政治文学观的确立：－从孔子“诗教”说到汉儒“政教”观

孔子从“仁”学思想出发,对《诗》的特征及作用及进行全面总结和分析,形成了以“兴、观、群、怨”为核心的诗教说,注重诗的道德意义和社会功用,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汉代儒士对孔子诗学观进行扬弃改造,从文学与政治敏感对应的角度,通过对《诗》的曲解误诗,对《乐记》的观点进一步发近,确立了“审音知政”的政治文学观,既肯定了诗的抒情特征,又特中调诗的美制和政治教化作用,从面民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石。     

“卡塔西斯”与“兴观群怨”——亚里斯多德与孔子艺术作用观之比较

中西美学对文艺社会作用的观点有着共同之处，又有不同的见解，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和亚里斯多德的“卡塔西斯”说便代表着中西方在文艺的社会作用观上的这种差异。     

“兴观群怨”:实践理性精神的文论维度呈现

"兴观群怨"是孔子文艺理论中的重要内容,这一理论一方面高度概括了文学的价值功用,另一方面又在文学的价值功用中重点突出其社会功用,而文艺理论又是整个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探析"兴观群怨"之理论源流可知,它是孔子所坚持的实践理性在文艺理论维度的呈现,而"兴观群怨"所体现出的实践理性之于文艺理论的作用方式则绵延于整个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发展。     

"兴观群怨"辩证

“兴”的本义是有所托、寄，“赋比兴”之“兴”和“兴观群怨”之“兴”用的都是引申义。前者的意思是“托事于物”，后者的意思是“托事于《诗》”。“兴观群怨”的具体意思是依托《诗经》发表意见，借此观察彼此的心志，互相交流思想情感，并对他人进行怨刺。春秋“称诗”分赋《诗》、引《诗》两种形式，“兴观群怨”对二者都是适用的。前人或认为“兴观群怨”乃指作诗或读《诗》而言，这种看法是颇需斟酌的。